撤校之前，是否先询问村里学童和他们的家长
碱北村，长白山支脉老爷岭深处的一个偏远村庄。
这里距离最近的县城约85公里，距离最近的镇17公里，地势偏远，四面环山，撤点并校的浪潮却并未被山峦阻隔。2007年村里的“完小”——碱北小学被撤并，但在村民要求下，仍作为教学点留存。
村民不知道外边校车安全事故频发，也不知道关于撤点并校的争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留下了这个村的“学校”。
出村向南不远，一面显眼的红旗所在处，就是撤点并校后留下的小学教学点。
20多平方米的教室，裸露红色砖块的两面“火墙”中间摆放10多套桌椅，来人随便碰一张桌子，都会嘎吱嘎吱作响，斑斑点点的黑板上整齐地写着“m→a→ma”……整个教室没有讲台，只在教室的角落有一张堆满书籍和资料的桌子，上面没有一本像样的课外书籍。冬天取暖的炉子冰冷地躺在另一个墙角。
一位被挽留的在编老教师，两名5年前被清退却被村民用每生每月100元学费劝留的“80后”代课教师，还有25个孩子，就是这里的主角。
这里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朱家镇碱北村教学点，但是村里人还是习惯郑重其事地叫它“碱北小学”。
“周校长”一嗓子“上课了”，读书声响起了
外人从县城到碱北村，需乘坐两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再坐一个多小时小客车。农村5月的清晨，空气应该是很清新宜人的，但是在碱北，一阵阵牛粪味扑鼻而来，在这个偏远山村养牛是种田之外的最大收入来源。
碱北村里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通往镇里，多条小溪横穿过路面，尤其是夏天小溪涨水，村民出行很不方便。村里住着200多户人家，因水土流失严重，耕地面积逐年减少，村中年轻人大部分在外打工，村中只剩下老人和孩子。
早上6点多，下了车，踩着软绵绵的满是牛粪的村间小道，绕过一个柴草垛，记者找到了“碱北小学”。
整个“校园”冷冷清清，只有呼啸的风声，“操场”上除了几堆柴垛，一块裸露的大石头，两个横躺着的废弃篮球架子外，就是一地河沙。三两只母鸡在篱笆脚下寻觅着食物。紧挨着“校园”的左侧是一道被流水冲刷出来的沟壑，到了雨季，流水会漫过整个操场。
碱北村老支书周殿彬介绍说，“碱北小学”现有3名教师：年届五十的周玉才是唯一的 “留守”在编教师，在乡下人观念中，到了这年纪应算老人，大家伙儿都尊称他为“周校长”；孙恩权和徐瑞香小两口是“代课老师”，都是“80后”。
7点到8点，家长们陆陆续续把孩子送来了，跟家长们简单的寒暄之后，徐瑞香老师和孙恩权老师把所有的孩子都领进教室，一一为孩子们整理衣服和书包，有些孩子还不知穿上应季的衣裳。
8点整，“周校长”喊了一嗓子：“上课了。”顿时，孩子们都直起小腰板，背着小手，坐在自己的板凳上，跟着徐老师大声地喊着：“7等于5加2，等于6加1……”
“校园”里的琅琅书声打破了小山村的宁静。
8点40分，“下课了！”周玉才又一嗓子。
孩子们来到了“操场”，小女孩们蹲在地上玩着地上的河沙，小男孩们则跑到两个篮球架子那儿去攀爬，那块裸露在地面的大石头旁边，两个小朋友也开始捉起了迷藏……
看着孙恩权夫妻俩在“操场”陪同孩子们尽情地玩耍，周玉才说，他们夫妻俩5岁的儿子也在其中，许多孩子也都跟着他叫“爸爸妈妈”。班里的张书文是喊“爸爸妈妈”比较勤的孩子之一，张书文的父母离异，父亲在外打工，只有爷爷带着他。张爷爷也认可这种称呼，他希望孙子多一些父爱母爱。
徐瑞香对正在给一个学生系鞋带的丈夫孙恩权说：“天气好了，咱俩可以跟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了。”
看着这样的场景，“周校长”无奈地摇摇头，说：“除了玩这个，25个孩子课间唯一可以玩的就是地上这些修房子剩下的河沙以及两个篮球架子。”冬天的时候，孩子们不能出去玩，徐瑞香只能一边看着炉子一边给他们讲点儿小故事。
“上课了！”“周校长”又一嗓子，10分钟的课间休息就过去了。孩子们又背起小手，挺直腰板儿……
就这样，上午4节课，下午两节课，放学后，老师都会将学生送到家门口，亲自交给家长，每天简单而细致地重复着。
74岁的栾荆贵在家门口接到5岁的孙子栾万金后，开始滔滔不绝。他说，儿子儿媳在城里打工，他和老伴腿脚都不利索，孙子全靠这3个老师帮忙照顾着。
就在老人说话的时候，孙恩权抢过老人手里的掏粪耙子，把地上的牛粪拢在了一起。栾荆贵说，平时家里有什么活儿，到“学校”找到他们，他们定会来帮忙。
每个娃儿每月100块，“碱北小学”留下来了
碱北村原本有80多名小学学龄儿童，撤并前的碱北小学也有10多名教师。
“为整合教育资源，2006年，朱家镇建立教育中心，各村的师生被分流到镇里，第二年7月，镇里撤并碱北小学为教学点。”周玉才介绍说，“尽管当时只剩下两个一年级的学生和学前班的娃娃，但是我们还是习惯叫这儿“碱北小学”。
2003年，20岁的孙恩权和21岁的徐瑞香从牡丹江师范学校(中师)计算机教育专业班毕业后，就来到朱家镇做代课教师。随着朱家镇中心校的建立，像孙恩权两口子这样，当初朱家镇教办为了解决各村幼儿教学问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月工资200元的临时代课教师就不得不被清退。
在朱家镇代课4年了，但是此刻，孙恩权两口子不得不考虑去向。
他们原是林口县的定向招生，这就意味着只要县里学校招教师，他们就可以被选聘走。“但现在的教师招考都至少需要大专文凭，而我们只是个中专文凭，不具备报考资格；要想出去找，又没有什么技术。找份工作谈何容易啊。”夫妻二人不知所措。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村里好些家长都觉得孩子还小，要去镇里上学不太方便，家长也不放心，希望两口子能够留下来给这些小孩子上课。
刚开始，村民们都以为政府这样做只是为了清退民办教师，完全没有想到，不仅学校的10多个老师被分流了，就连学校都慢慢地被撤并了。
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数都在城里打工，平时都是爷爷奶奶照顾，碱北村老支书周殿彬介绍说，为了让村里低年级的孩子少遭罪，家长们聚到一起商量，主动按照每个孩子每月100元的标准交学费给孙恩权小两口儿，让他们继续留在村里给孩子们上课。
而村里高年级的50多个学龄儿童只能去镇里上学，孩子们住在镇上，每周50多个孩子挤在一辆18座的中巴车上，沿着山路咣咣当当地返回村子过周末。
“周校长”说，“现在‘学校’有25个孩子，最小的只有4岁，孙恩权夫妻俩带21个，我自己带了4个高年级的。”就这样，原来的碱北小学变成了如今的“碱北小学”——周玉才“校长”带着两个没有“工资”的代课老师和25个孩子。
“学校”冬天取暖一直是个大问题。校舍四处漏风，冬天孩子们在那里上课挺遭罪，小两口说，为了能让孩子们暖暖和和地上课，他俩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在教室生炉子。孩子来上课的时候，教室里已经很暖和了。
“周校长”说：“要不是政府给我们提供煤，很难想象冬天怎么过。”
尽管是这样的条件，村民还是愿意把小点儿的孩子放在他们这儿。
“如果撤掉这个教学点，孩子就要到17公里之外的镇里上学。”周殿彬说，“孩子送到镇上，虽然可以免除学杂费，但每个月算上住宿、车费等至少需要300元，还至少一周才能回家一次，五六岁的孩子生活都不能自理，简直就是受罪。就连被送到镇中心校的大一点的孩子，每次坐校车回家， 一下车就哇哇地哭。”
割了半宿的豆子，早上再给娃儿们上课
孙恩权说，村里去年秋天盖了5间新房子，两间用作教学点教室，一间是他们的住房，另外两间是村委会用的。
徐瑞香说，两间教室的办公用品都是原来碱北小学的，自从他们2004年来到这儿后，就没有换过。
每学期开学的时候，“周校长”才会去镇里统一购置一些诸如粉笔之类的教学用品。
对于这样的教学条件，栾荆贵却是满意的：“老师们对学生可好了，把孩子送到这儿，我们也放心，孩子也像见到自己的爹妈一样。”
3个乡村教师的生活是简单而知足的。
在孙恩权的家里，除了一个电饭锅外，再无其他电器。徐瑞香说：“这个电饭锅还是去年恩权在佳木斯上班的妹妹淘汰了给我们的。”
周玉才的经济状况也不理想，他的妻子在家务农，夫妻两个的收入供儿子读大学，已经很吃紧。但谈起这小孙夫妻，他还是无奈地摇摇头：“我每个月还有点工资，他们两口子全靠这点钱，要自己生活，还要养孩子。”
孙恩权夫妻在当地人眼中是“自主办学”的编外教师。今年年初，他们的事迹经过当地媒体报道，县镇两级教育部门都来看过，也许诺回去研究研究他们的编制问题，但尚无音信。
而小两口是知足的。他们说，作为外乡人，村里给他们帮助不少，节日里村民会送点菜给他们，还有村民将地头儿的小块耕地提供给他们种些果菜。
面对常常捉襟见肘的日子，周玉才说：“我们仨不得不一到周末或寒暑假，就一起打工赚钱补贴家用。”
给村民做临时工，到工程队当小工……就成了他们另外的角色。
孙恩权说，2009年秋天，他们俩下午放学备完课后，等到夜里1点，借着月光，没有月光时就在头上绑个手电，去给村民们收割豆子，早晨6点左右回来，然后给学生讲课。
离暑假还远，孙恩权已经在跟“周校长”商量到时去哪儿找份活儿干了。
记者手记
碱北村为啥“不要”免费义务教育
结束采访回到哈尔滨后，我又一次联系了“周校长”。他说，又有一个孩子从镇中心校回来了。
他用的是“回来”两个字。
这样算来，“碱北小学”就有了26名学生。“周校长”说，还有几个家长也跟他打招呼，要让孩子回村里上学。而在碱北小学撤并之初，教学点只有八九个孩子。
为什么又有孩子回来了？
我到碱北村采访那天是一个周五，正赶上在镇里上学的50多个高年级孩子回家。一辆18座的破旧中巴车上，孩子们如同插玉米棒子般挤着。孩子们下车看见家长就开始哇哇大哭，还有几个孩子蹲在路边呕吐。
一辆18座的中巴车就是碱北村50多个孩子的“校车”，这样的“校车”穿梭山间，颠簸在坑坑洼洼的水泥路上。碱北村的孩子是幸运的，他们的“校车”一直安全运行，我们也希望他们一直幸运下去。
与校车事故这样的偶发事件不同，低龄孩子的寄宿问题却是每天要面对的。听村里人说，孩子们大都寄宿在镇中心小学附近的农户家里，三餐或在寄宿农户家里解决，或去周边的“小饭桌”吃。因为周末回村的孩子食欲好、衣着狼狈，碱北村人常常戏称他们为“小要饭花子”。
孩子们的安全和卫生都很难得到令人放心的保障。相对孩子们的苦，大人们的苦是经济压力。虽然镇小学免收学杂费，但一个孩子寄读的花费每月都在300元左右，不算寒暑假，一年单单这项支出就要2400元左右。按照碱北村人的计算，这就相当于5亩地的玉米白种了。
碱北村放弃免收学费的镇小学，用土办法留下了学校：宁肯每月交100元，把孩子放在村教学点上学。他们在用这种办法表达对撤点并校的不同意见。
而这种不同意见的表达也并非孤例。
在我的老家，贵州省思南县枫芸乡高原村，2007年前后，一个老校长为了不让自己村的小学被撤并，居然以跳河的极端方式相威胁。
今年，撤点并校这场针对全国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 已经走过11个年头了。教育部的统计资料显示，从1997年到2009年，全国农村小学数量减少一半多，平均每天减少64所。
我不否认它的初衷是好的：农村学龄儿童减少，提高小学教学水平的需要……但撤并的步子可否慢一些，手法可否细一些，却值得商榷。
碱北小学就是这减量中的一个微小单位。值得思量的是，是否要减，如何减？可否先问问那80多个学龄儿童和他们的家长怎么想？
不能再寄希望于会有更多的“碱北小学”式的坚持。(记者 吕博雄 实习生 刘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