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教育模式，更看重语言智能和数学逻辑智能，这有利于文化知识的开发和积累。这种模式如果极端化，就会忽视孩子们其他方面的智能，因此，应该避免人才标准单一化，应该有多元、全面的成才观。
一个理想的班级，是可持续的、活泼的，充满生活特性的集体。一个纪律过严、活跃不足的班级，很难爆发创造力。教育工作者要意识到这些素质的重要性，给那些具备领导力的孩子成长的空间，引导他们，鼓励他们，尽可能地认可他们。
每个班级都会有班长，都会有班干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成绩好，听话，严于律己。可在同学们的眼中，他们是学习机器，是班主任的传声筒，甚至是专打“小报告”的。
班干部的角色，在这两套评价体系中，永远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他们经过权威认证，另一方面，他们在被群体认可、接受上有着这样那样的困难。
有趣的是，在同一个教室空间中的“孩子王”就有不少人乐不可支地围着他转。他们的性格和胆识以及一些专业长项，既满足同伴成长的需求，又提供了相对宽松的交流气氛。这种具有领袖气质的孩子王今天被叫做“地下班长”。
“领导力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社会化技能。”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洪明表示，领导力并不是基于权威化的职位而产生的权力，而是一种集凝聚力、亲和力、表达能力、团队意识、服务热情等一系列综合素质于一体的影响力。
呼朋引伴是一种社会化技能
从小学到初中，大部分时候，张伟的成绩都让父母绝望。高中分班的时候，老爸毫不犹豫地替他选了文科班，但每次考完之后年级大排名，他的名字还是从后面找起来更快一些。为了避免挨揍，来学校受刺激的都是老妈，“我妈心理素质好”。张鹏最怕老爸控制不住当众掴他后脑勺，“特疼”。
文科班男生少，张伟还很是惆怅了一阵子，不过很快，这个问题就在放学路上解决了。放学的时候，不住校的学生都要到车棚去取自行车，一来二去的，张伟就成了那个蹬着自行车，呼啦啦招呼一群男生赛车的“头儿”，有同级不同班的，还有的是高三的。
周末，张伟在家做作业的时候，经常一会儿短信，一会儿电话，这些“骚扰”张伟的人，统一被老妈称为“狐朋狗友”。
运动会的时候，张鹏他们班看台的座位差不多都被别人坐了，好多同学来了只好站着，一些女生愤愤不平地小声嘀咕，可坐着的人还是假装听不见。
等张鹏抱着一箱水爬上看台，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他二话不说就拍上一个男生的后背，“我说，你跑我们班来干吗？”对方有些不好意思，几个人一走，其他人也陆陆续续起身，还有坐着不动的，张鹏就挨个儿找人家让座，“你们班在那边呢，红椅子那片，看得见吗？要不我带你们过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混在张鹏身边的男生开始叫他“班头儿”，尽管他既不是班长，也不是书记，但如果他去动员那些坐不住的男生参加合唱，他们大都会很配合地站那儿嚎上许久。
不过，张伟不会跟父母讲这些，“他们觉得我心思都放在这上面，不务正业。”
“呼朋引伴、沟通协调，实际上都是人际交往能力的体现。”洪明认为，这是非常难得的人际智能，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孩子，善于察觉别人的情绪，体会他们的感受，并很好地理解别人。
根据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人类的智能是多元化而非单一的，主要是由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自然认知智能八项组成，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智能优势组合。
洪明表示，中学阶段恰恰是培养和锻炼社会化技能非常重要的时期，父母还是应该先肯定孩子这方面的“优势”，在这个基础上，再提供一些合理化建议，让他能够打出智能组合的“优势拳”。
喜欢掺和事儿的隐形“公益人士”
相对来说，李铭的“地下班长”做得就要轻松些。
李铭爱打乒乓球，这个小爱好，纠集了好几个“同伙”。下课铃一响，这伙人里必然会有一个箭一般地冲出教室抢占乒乓球桌，等着其他人过来“开赛”。李铭球打得一般，但他却是抢桌子最得力的那个，要赶上他在打球，别人说“李铭，我玩会儿”，他就让给人家打。
这种“利他”模式很快让他成了孩子王。李铭的物理特别好，满分150，他每次考试都在145分以上。不管是自习课还是课间休息，李铭都是有问必答，有题必解。要是去游戏厅，如果赶上谁刚好花完了这个月的生活费，李铭会特豪爽地把手搭他肩膀上，说，“兄弟请你啊！”
这股子“江湖气”在对待女生上会含蓄一些。比如春游的时候，李铭肯定会主动帮女生背包，要是哪个人高马大的男生两手空空，李铭肯定问他“好意思呀你”。反观对门那个文科班，男生是稀缺资源，哪个女生都不好意思开口找他们中的某一个帮忙，搞不好，就会被同学们起哄凑成一对。
无论如何，李铭是个喜欢“掺和”事儿的。搞竞赛，他帮人家找题库；策划活动，他全部包办；黑板报，他帮班长出主意。可是，这些事情除了攒人气，其他的体制内荣誉大都与他无关。竞赛得奖了，是班长上台去领奖；活动成功了，老师只会记住你“积极参与”了；黑板报就更不用说了，那本来就是班长的分内事，人家才是名正言顺受表扬的。
在洪明看来，这些都是锻炼“领导力”的具体实践，团队意识、奉献精神、自愿服务热情，诸如此类的社会化素质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中，都还得不到充分的肯定。
“我们现在的教育模式，更看重语言智能和数学逻辑智能，这有利于文化知识的开发和积累。”洪明说，这种模式如果极端化，就会忽视孩子们其他方面的智能，“我们应该避免人才标准单一化，应该有多元、全面的成才观。”
一个理想的班级，是可持续的、活泼的、充满生活特性的集体。“一个纪律过严、活跃不足的班级，很难爆发出创造力。”洪明说，教育者要意识到这些素质的重要性，给那些具备领导力的孩子成长的空间，引导他们，鼓励他们，尽可能地认可他们。
草台班子和班长叫板之后
程成上大学之后有些不适应，没有班主任，只有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辅导员。也有班长，但除了迎新会，几个月都没见他组织什么班级活动，同学们要么是以宿舍为单位论集体，要么就是我行我素当“独行侠”。
大学生活，忙的时候忙死，比如考试前一周；闲的时候闲死，比如不考试的那几个月。独立没什么不好，可没人一起玩就没意思了。程成于是组织了几次远足，最初只是去公园，人也不多，后来，不少人慕名而来。最远的那次是去山西，一共有十几个人同去，可把程成累坏了，买票、订旅馆、安排日程、设计路线，每到一个景点，他就像个导游似的大喊：“两个小时以后还在这里集合！”
等他们十几个人安全返校，程成还没缓过劲儿来，就被辅导员叫去说了一顿——万一有点什么事，你担得起责任吗？程成有些小郁闷，我这不图名不图利，累得死去活来还得挨批，怎么这么冤哪！
程成耷拉着脑袋回宿舍发了一通儿牢骚，那个踢球崴了脚腕的哥们儿马上说，“打小报告”的一定是班长，“你把人都带走了，他的活动可是唱了空城计啊！”
如果说此前两人还是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此后他们之间就有了各种叫板和不服。程成看不惯班长的官僚气，不能服众，对方也看不上他们的草台班子。他们晚上出去混迹于各种小吃摊，但从来不问班长去不去，虽然程成觉得他们这伙子人更像个集体，但对一心扑在学生会上的班长来说，他们不过是乌合之众罢了。
直到大三，大家开始考级、实习，自己的事情多了，集体的事也就淡了。
“地下核心的出现，其实是同学们对现有的管理方式不满的一种表现。”洪明说，制度化的授权、权威化的认可，有时候只能获得表面上的服从，而“民间”自发形成的核心是“大家通过事情验证出来的”，因此更有说服力和号召力。
“有的老师喜欢选择学习好，听话，自我管理能力好的学生当班长，”洪明说，这跟老师的管理观分不开。这样的班长能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成绩差的学生怎么能服众呢？”
洪明认为，管理不是“压制”，不是要整齐划一，纪律是一方面，活泼也很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班长不应该是老师意志的执行者和贯彻者，而应该是通过自主自发的带动和实践，获得群体认同的参与者。只有这样，才有威信，才能服众。
班长和班干部的作用不是要让所有人“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要调动每个人实现自我管理，“他们的角色不是‘官’，而是组织协调者。”洪明说。
(来扬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