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的余贤：“我是曲靖农村的，爸爸在这里打工好多年了，没拿到钱，马上要读书了，爸爸在外面打工好久没回家了，我想喝牛奶……”

8岁的吴凡：“我是师宗的，我爸爸6年前和叔叔一起来到大理南国城当建筑工，由于他长期不寄钱回家，妈妈以为他在外面做坏事，和他离婚了……”

考上大学的刘强：“我今年考取了昆明理工大学，因为没钱支付学费，来大理为父母讨血汗钱交学费……”

上述3人是8月14日在云南省大理市南国城大理东盟玉石城门口替父母讨薪的13个孩子中的3人。

2012年8月14日上午，13名孩子来到玉石城门口替父母讨要工资，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仅5岁，孩子们手中都拿着一张要学费的标语。他们的父母6年前曾在“南国城”项目打工，开发商拖欠1000多名农民工工资达2000多万元。

这一发生在大理的“13名孩子帮农民工父母讨薪事件”，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记者了解到，欠薪是受云南广厦置业有限公司、昆明金工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南国城”项目承建方云南省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公司3家企业的“连环债”影响。

8月18日，在大理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拖欠工程尾款的广厦置业公司将300万元支票现场支付给省建十公司，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

“孩子替父母讨薪事件发生后，市政府主要领导及时召集大理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大理镇、广厦公司及有关部门召开协调会，责成广厦公司主动与省建十公司进一步协商工程尾款的支付问题。”大理市委宣传部李江告诉记者，“其余尾款由双方协商或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协调下，做出切实可行的还款计划，并按计划支付，而云南省建十公司也承诺将按政府的要求，监督金工匠劳务输出公司将拨付的资金及时足额兑付。”

8月19日，大理州委、州政府成立由纪检监察、宣传、督查、信息、信访等部门组成的督查组，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大理市主要领导带队赴昆明督促省建十公司和金工匠公司及时兑现农民工工资，并对部分农民工家庭进行走访，进一步调查了解金工匠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

记者了解到，8月20日，业主方石寨子公司将740万元资金支付给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并表示将于21日前将所有欠债还清。

欠薪背后是工程债务纠纷，最终利益受损的是农民工

记者调查了解到，“娃娃讨薪”的背后，涉及开发商、承建方、劳务公司之间的工程债务纠纷。而在这场纠纷中，最终利益受损的是农民工。

2006年5月9日，云南省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公司与云南广厦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建设施工合同，由省建十公司承建大理“南国城”建设项目，工程总价9704万元，省建十公司承建该工程后分包给昆明、大理等地施工队进行施工建设。

2006年至2009年，原广厦公司已支付省建十公司工程款7135万元。

2009年，广厦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楼俊杰因涉嫌虚假注资、合同诈骗被批捕，“南国城”项目由此陷入公司无力正常经营和债务停滞状态。

为解决拖欠工程款问题，“大理镇人民政府从2009年9月至2011年9月，多方筹措资金，共分3次垫付省建十公司工程款333万元。”大理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文广告诉记者。

据省建十公司的出纳高先生说，“依照云南省高院最终的判决结果，开发商还应当支付2000多万元，这笔钱中，主要是农民工工资，公司前期已先垫付了部分农民工工资，现在面对孩子们讨薪的情况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记者了解到，2011年3月，大理州新华石寨子旅游有限公司以股权转让的方式，收购了原广厦公司100%的股权，原广厦公司的债权债务交由新广厦公司承担。

2011年10月9日，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省建十公司与广厦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2012年1月5日判决由广厦公司支付给云南省建十公司工程欠款2181万元，2012年1月18日，广厦公司如期向云南省建十公司支付了农民工工资700万元。

“此后，云南省建十公司未按区、镇协调会议精神以及自己的承诺，未与广厦公司继续协商尾款的还款计划事宜，而直接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来自大理市委宣传部的消息说。

2012年2月23日，云南省高院受理了该案件，并于2012年6月27日下达终审判决，判决广厦公司支付省建十公司工程尾款1500万余元及支付违约金500万元。

但是，云南省高院下达终审判决已近两月，广厦公司拖欠的2000多万元款项仍未付。

“拿娃娃当讨薪工具”打了谁的耳光？

“娃娃讨薪”终于让此次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有了追回的希望，但这样幸运的讨薪案例对于农民工来说并不常见。很显然，农民工们让子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社会的高度关注，从而解决问题。

一位多年承包建筑工程的包工头告诉记者，拖欠农民工工资在工程界十分普遍，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急于招商引资把关不严，导致许多开发商虚假注资后“空手套白狼”，最后造成的“烂尾”问题总是由最底层的农民工“接棒”；二是工程项目普遍层层分包、非法转包或是建筑企业非法挂靠，不仅导致工程质量难以保证，更让农民工工资成为被踢的“皮球”，甚至不了了之。

记者注意到，在此次“娃娃讨薪”事件中，业主方已支付承建方80%以上的工程款，承建方应该优先而且也有能力支付劳务费用。但是，云南省十建却通过层层分包、债务转嫁方式，将债务最终推到农民工身上。

记者了解到，“帮农民工父母讨薪的队伍”并不全是农民工子女，也包括包工头和昆明金工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员工的子女。

为何会出现劳务公司人员的子女呢？

有省建十公司内部人士透露，此次“娃娃讨薪”事件，其实是金工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策划的一场活动，目的是通过媒体曝光引发社会关注，从而向开发商及承建方施压，讨要劳务费用。

对于此种说法，参与了讨薪活动的金工匠公司负责人之一高中汉予以否认。他告诉记者，讨薪是农民工及其子女的自发行为，这些孩子都是陆续赶到现场，看到有人举标语后自发加入其中。但他承认有金工匠公司员工的小孩参与其中，他表示：“让娃娃来做这些事，肯定对他们有伤害，但大家也是被逼无奈。”

就“娃娃讨薪”事件，记者采访了一位多年从事经济纠纷的资深律师，他认为， “欠薪”得讨要，还得出奇招讨要，这首先是司法的耻辱。大理这宗个案，也是有法院判决的。但“空调白判”的法律效果令人失望，才有了“拿娃娃当讨薪工具”这样令人痛心的做法。

他说，生效判决必须得到执行，是常识，也是司法权威的明证，在制度上也有“强制执行”，以此来保证裁判权的实现。当司法判决没有及时地得到执行，当事人只好赤膊上阵，寻求法外救济之道，这是不正常的，“也希望这能成为一起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