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 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资本主义（柏杨语）。与洋人交涉，令有识之士认识到振兴中华，必须学习西洋文明。学习西洋文明，必先精通英语，正所谓“盖无论何种科学，均须熟娴文法，方能窥其精奥”。
遗憾地是，即使 1840 年鸦片战争失利，仍有不少人自负地认为，英语不仅无用，甚至有害。直至 1895 年甲午战争惨败，《马关条约》的屈辱，才激起国人的图强之心，扭转了部分国人对英语的看法。很多人既保持对母语的尊重与热爱，又认同并积极学习英语，这在洋务派知识分子中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作为清政府外语人才培养的正式机构，同文馆在 1862 月 11 日挂牌成立（外景如图）。
1902 年，光绪帝将同文馆归入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即今天的北京大学。从那时起，中国教育挥一挥衣袖，告别科举，告别经史子集，走向洋人的声光化电。
一年后的 1903 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学洋文。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故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而大学堂尤必深通洋文而后其用乃为最大”。由此可见，我国大、中学校普遍开设外语课的年代，以 1903 年为起点。
150 年过去了，同文馆的木质门额，如今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门额之上，醒目的“天下同文”四个大字，令人感慨万千。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艰难跋涉的步履，令人感伤。百年前的中国，与当今的中国，都必须自己救自己。关于自救之路，1923 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1886－1964），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我们吃过（洋人）炮弹的苦头，因此也就对炮弹发生兴趣……我们从研究炮弹而研究到机械发明，机械发明而导致政治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需要，我们开始研究政治伦理……一步步我们离炮弹越来越远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离炮弹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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