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就读于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学的“特困生”胡梓睿这样向笔者形容他每日的作息。而面对即将到来的12岁生日，他想要的生日礼物竟然是“每天都能多睡半个小时”。
对中小学生来说，充足的睡眠本与合理的饮食一样，是最基本的要求，如今却在作业和补习班的围攻下变成了奢望。孩子们到底面临怎样的“困”境？在“困”境突围中，家长、校方、教育主管部门如何帮孩子“脱困”？阻力何在？近日，记者走访北京、江苏等地，一探究竟。
城市中小学生“睡眠欠债”成常态
拥挤的地铁和公交车上，学生蜷在座位上、倚在扶手上哈欠连天，昏昏欲睡，这已经成了城市一景。
最近，胡梓睿爸爸的车上多了两项“装备”——U型枕和眼罩，妈妈用它们在车上为睿睿搭起了一张“睡床”，为了能让睿睿在车上睡个回笼觉，胡梓睿的爸爸每天坚持开车送他上学。半个小时的上学路，成了睿睿弥足珍贵的“补觉时刻”。
即便是这样，睿睿的睡眠时间和国家规定的青少年9小时的最低睡眠时间仍相去甚远。“上学时早上6点半起床，晚上10点上床，孩子入睡前还要磨蹭一会儿，这样一算，孩子每天只能睡不到7个小时。”说起睿睿的睡眠，胡妈妈连连摇头。
“都是作业惹的祸。”和胡梓睿同班的岳鑫也饱受缺觉的困扰，岳鑫每天的作业要写到晚上10点多钟。岳鑫的妈妈告诉记者，这样繁重的作业量是今年才开始的，“小五统考对学校很关键。为了争个好名次，学校把压力转嫁到学生身上。学生除了要上周末辅导班，还要应付每日繁重的作业，真是苦不堪言。”有几次写作业的时候，岳鑫直接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平时睡不够，周末能补觉吗？记者从睿睿一脸倦意的脸上得到了答案。胡梓睿的父母并非不想让他多睡一会，“可睿睿现在正是小升初的紧要关头，要冲击目标校，哪耽误得起啊！”
记者跟随睿睿，体验了他繁忙的周末。7点起床，到辅导班时已是8点15分，睿睿打着哈欠向教室里的同学打招呼，记者发现，其他同学状况也都和睿睿相似，一脸倦意。英语课一开始，老师就安排学生朗诵课文，记者询问后得知，这样的大声朗诵能让孩子清醒，尽快进入课堂状态。
胡梓睿当天的课程表，紧凑得令人咋舌。在结束完上午的英语课程之后，胡梓睿还要马不停蹄地去参加下午2点钟的一场“占坑班”排位模拟考，由于这次考试的成绩很可能作为目标校的招生依据，胡梓睿压力倍增，有好几晚都睡不好觉。模考结束后，等待他的是两个小时的钢琴课。回到家时，已经9点多。还没来得及洗刷，睿睿就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
除了繁重课业以及周末的辅导班，择校增加的时间成本也消耗着孩子们的睡眠时间。
跨区择校让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王月冉进入了海淀区的一所重点中学，但随之而来的是每日漫长的通勤时间。为了错开早高峰，王月冉只能早上6点起床，如果运气好的话，8点之前能到学校，升入名校的兴奋很快就被浓浓的困意冲淡了。
对于睿睿和月冉来说，这样的作息已经成常态，“普遍缺觉”则是这种作息的代名词。在记者对北京某校初一和初三两个班级进行的睡眠问卷调查中，只有25%的学生感觉自己“睡眠充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0年发布的《中国少年儿童十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也显示，有近八成的中小学生长期睡眠不足。中小学生在学习日的平均睡眠时间为7小时37分，而青少年的最佳睡眠时间应该为9小时45分。
长期的睡眠不足困扰着城市中小学生。除了繁重的课业压力，周末的辅导班也挤占着孩子们周末的睡眠时间，而这种慢性的睡眠剥夺将会让孩子背上高额的“睡眠债务”。一项跨度为15年的报告揭示了这种“睡眠债务”的危害。这项由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儿科学教授沈晓明领衔完成的“睡眠对儿童生长发育影响的研究及其应用”项目证实，慢性睡眠不足对儿童学习记忆功能的损伤具有隐匿性和不可逆性。这给那些搞时间战和题海战的父母敲响了警钟。
解决午休难题勿病急乱投医
早起晚归，课业繁重，城市中小学生每天都在慢性睡眠剥夺中度过。对此，一些专家建议，让午睡成为清偿“睡眠债务”的良方。但在黑午托和伏桌午睡的裹挟下，良方或成“毒药”。
“目前我区城区学校除寄宿制之外，由于受到校园生均面积不足的制约，均没有条件建设学生食堂和学生宿舍，故无法满足城区小学生在校期间的午餐和午睡需求。”收到区长热线的回复后，湖南常德市武陵区的焦女士感到无计可施。从两年前儿子小俊上小学，焦女士就开始为孩子的午睡奔波。从教室午休，到社会上的“午托之家”，再到学校教职工开办的午托班，为了能让小俊睡个踏实的午觉，焦女士作了各种尝试。
一开始，小俊只能在硬课桌上“受罪”，一些不愿午睡的孩子跑闹喧哗也让小俊难以入睡。为此，焦女士在家校联系会上提议开设午休课，统一午睡，统一管理。同时可仿照幼儿园的“一教室一寝室”的模式，采用可堆放的床铺来解决午睡难的问题。但这个建议一提出，便引来嘘声一片。在学校看来，在地价昂贵的城区腾出教室安装睡床的想法很“幼稚”。无奈之下，焦女士只得将小俊送到午托班。
和焦女士一样“出此下策”的并不在少数，据了解，小俊所在班级有近半数的学生都在附近午托班睡午觉，还有一大部分孩子伏桌午睡，只有不足两成的孩子中午被爷爷奶奶接回家午睡。而在北京，由于择校造成的家校距离遥远，以及学校的管理制度等，回家睡午觉学生的比例更低，根据记者对北京某校的初一初三两个班级的问卷调查结果，只有15%的学生回自家午睡，而这15%的学生大多抱怨“时间太赶，午觉睡不好”。
在考察常德午托班市场时，焦女士发现，家庭式经营，缺少经营、安全资质的“三无”午托班比比皆是，这样的午托班靠谱吗？
为图安心，焦女士把小俊送到了学校教职工开办的午托班里，地点就在与学校只有一街之隔的小区出租房里，小俊的睡床也从冷硬的桌椅换成了拥挤的沙发。在这间“不足50平米的房间里，挤着十几个孩子，采光不好，憋闷得很”。由于空间狭小，孩子们的午饭要在走廊里解决，而午睡的房间里除了一张1.8米的双人床外，就剩下一些大大小小可折叠的沙发。因为感觉七八个孩子挤在一张双人床上空间太小，而且“有臭味”，小俊选择和另一个小朋友挤沙发。
尽管如此，焦女士认为，“这个午托班是学校教职工开办的，怎么样也比外面的要放心一些。”然而，在深圳等多个城市，都对校外午托机构的开办有明确的规定，“学校及其在职教师、其他工作人员不得设立校外午托机构，学校在职教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在校外午托机构兼职。”
另外，按照多个城市规定的午托班“场地建筑面积应当在80平方米以上，午托学生人均建筑面积应当在4平方米以上”的要求，小俊所在的午托班远不符合规定，人均建筑面积不足3平米。
除了硬件的贫乏，更让焦女士感到担忧的，是午托班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学校规定在校外午睡的家长要填写报到单，午托学生都是工作人员代签。吃完午饭，他们就签名了，孩子到底睡没睡，他们根本不关心。”
大部分午托班孩子的家长都和焦女士一样有着共同的担忧和诉求，“希望能多一些正规的、有营业资格的午托班”成了她们最想说的话。
对于家长的担心，在青岛市台东八路开办午托班的李大姐并不是没有耳闻，但现实的经营困局却让她感到无可奈何，“现在黑午托之所以如此多，并不是因为经营者黑心，而是因为‘名分’难求。家政、学校、宾馆，你说午托班到底归到哪类，我都不知道该去找谁。”李大姐的午托班对口接收台东六小的学生，由于地方宽敞，饭菜可口，所以在当地小有名气。尽管这样，李大姐的午托班依然处在“无证驾驶”的阶段。
李大姐还告诉记者，由于涉及到提供午餐，所以除了工商部门的审批外，还要达到卫生部门要求的菜品48小时留样以及一系列卫生操作流程。“有些要求家庭厨房根本达不到，所以才迟迟办不下来。”
正是午托班复杂的性质造成了午托班“大市场、小规模，无牌无照多”的市场乱象。
为了避免午托班造成的一些问题，有些家长宁愿选择让孩子在学校伏桌午睡。但殊不知却将孩子推入了更加隐蔽的健康陷阱。相对于睡眠不足造成的记忆力减退、精神不集中以及肥胖等问题，伏桌午睡的危害相对隐蔽。专家指出，很多学生午饭过后立刻伏案午睡，不仅影响消化系统，长此以往还会对颈椎发育、大脑血液循环以及视力等产生不良影响。
莫让睡眠成“教育GDP”的牺牲品
《中国少年儿童十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中显示，从纵向上看，学生在校时间明显减少，但睡眠时间不增反减。江苏的“五严”规定，上海的“错峰上学”，很多地区保证学生睡眠的举措立意新颖，赢来连连叫好声，却在实施过程中却遭遇梗阻。这背后的阻力何在？
每当期末考试临近，南京的苏女士都会收到一条“是否自愿参加暑假补习班”的短信，而发信人正是自己儿子的班主任。实际上，在南京这种抢夺孩子周末睡眠时间的“官办”补习班早就成了“公开的秘密”。
“保证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小学、初中和高中分别不少于10小时、9小时和8小时。严禁中小学组织任何年级学生在节假日(含双休日和寒暑假)集体上课，或以补差、提优等形式变相组织集体上课。”这样言之凿凿、措辞严厉的“五严”规定，早在2009年就在江苏通过并实施，但近几年见诸报章的学校“触红线”的情况却屡见不鲜，有些学校甚至因此丢掉了“星级高中”的资格。这让人不禁要问，面对如此“铁腕”，为何一些学校还要铤而走险？
一位南京的中学校长向记者倒起了苦水，“禁补令已推行了几年，但‘五严’规定并不与学校评价体制挂钩，评价学校好坏还是要靠分数和升学率，走了半天素质教育，还是要绕回到老路上。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家长‘盛情难却’，在辅导班这个事情上，家长比学校还热心。”
这位校长的话并非空穴来风，2010年1月份，南京媒体曾刊登了“南京部分家长呼吁校内补课开禁”一文，而对于媒体揭露某校在秦淮社区大学暗中补课的行为，一些家长和学生表示强烈不满，“我们升学的机会被媒体堵死了”的抱怨声在论坛上不绝于耳。而南京的一项调查也显示，有近八成的学生自愿参加补课班。“学校减负、家长增负”的怪现象成了南京一景。
江苏句容的一位中学校长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奥妙，“素质教育讨论了这么多年，睡眠问题首当其冲。减负松绑、让孩子睡个踏实觉的关键，是打破升学率的单一标尺，多几把尺子。但现实的情况是，家长发现还是以成绩论英雄，你不补，就会被甩在后头。只要土壤没变，这多出的尺子就会显得水土不服，学校减负、家长增负的现象就会层出不穷，补课‘加餐’也会如顽疾般禁而不止。”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从客观效果上来看，目前各地出台的各种减负政策，都只是表面文章。”而在熊丙奇看来，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改革中高考制度，如果我国义务教育严重不均衡，幼升小、小升初存在严重的择校热，如果中高考制度不进行根本的改革，打破现在的分数单一评价体系，学生的学业负担就不可能减轻”。
而在北京，这种情况更为常见，虽然按照教委的要求，一些学校已经开始尝试减少或取消布置家庭作业，向课堂要效率，向效率要睡眠，但却收效甚微。在记者对北京某校初一和初三两个班级进行的睡眠问卷调查中，有近八成的学生认为自己睡眠不足是由于周末辅导班引起的。“为什么睡不够，你只要看看论坛上铺天盖地的幼升小、小升初的帖子，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各色辅导班的招牌就明白了。”一名孩子刚上小学的家长在接受采访时说。
记者对北京市海淀区学而思辅导班的家长进行了随机采访，感受最深的是家长身上普遍的焦虑。很多家长虽然都注意到孩子睡眠不足的情况，但在严峻的升学和择校压力面前，都认为“睡眠的问题可以放一放，觉什么时候都能睡，但升入理想学校的机会转瞬即逝。”而悬挂在某中学墙上的激励话语“生前何必久睡，死后必定长眠”也是这种情绪最好的表达。
“择校热”导致上学路途遥远，学生不得不牺牲睡眠早起，正是这种普遍焦虑的后果。同时缺乏安全感的家长还会将这种升学择校的焦虑转移到孩子身上，在受访的80名学生中，有73%的学生坦言，自己“有考前焦虑症，考试前存在入睡困难的情况”。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金句背后的副作用到底有多大。
因此，不应将中小学生睡眠问题简单地划归为健康问题，它更是教育问题的一个投影，睡眠的债务也是教育的债务。从宏观的层面讲，在唯升学论的指导下，孩子的睡眠正逐渐成为“教育GDP”的牺牲品，而涉及到家长，普遍的焦虑和攀比也让孩子弥足珍贵的周末睡眠陷入到“别人不补，我赚了，别人补了，我不亏”的困境中。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中国教育报》2012年7月17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