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阳阳从新闻里得知“()星级考”被叫停时，他的“小升初”战役已进入硝烟弥漫的最后阶段。阳阳至今记得，妈妈一遍遍地回放这段新闻，爸爸则赶紧打开电脑，浏览几个常上的育儿论坛。论坛上的帖子已经铺天盖地，陆续得知消息的家长情绪近乎愤怒：“辛辛苦苦考来的证说没用就没用了，那我们凭什么进好初中？”
“星级考”在上海存在了18年，近年来，培训对象已由成人转向少年儿童，且规模不断扩大。2001年至今，已累计有近50万名青少年报名参加了该考试。
阳阳也在父母的安排下加入了考证大军，去年，11岁的他已经考出了“四星”的最高级证书。
“坏消息”接踵而至。随着“星级考”取消，上海市教委再度严令禁止义务教育各类学校使用学科竞赛和等级证书作为招生依据，阳阳父母为他锁定的几所名校也陆续发出通知，明确今年招生将不收简历、不看证书。这让手握十几张奥数、英语证书的阳阳的“小升初”之征，变得前途未卜。
上海取消小学升学考试15年来，一直采取“公办学校就近入学，择校找民办”的政策。然而，和阳阳的父母一样，许多家长并不甘心让孩子就近入学，希望将孩子送进资源更优厚、教育质量更高的民办名校。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执念，使提倡了10多年的减负从未真正贯彻，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近年来“考证班”越催越热。中国工程院院士朱高峰曾表示，“起跑线”口号的背后，已形成错综复杂的价值链和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广大学生和家长则是“自觉自愿的受害者”。那么，“星级考”的取消能否改变这一现状？
星级考被“灭”，英语考证高烧难退
在人头攒动的培训机构退费现场，报名“星级考”的学生家长被建议转报“剑桥少儿英语班”、“新概念英语班”或“SBS英语班”。理由是：“星级考”取消之后，这几个证书将成为今后择校的新依据。
“星级考”叫停之后，阳阳的父母给朗朗国际少儿英语、昂立教育、乐宁教育等好几家培训机构打了电话，他们的回复让这家人稍许宽了心：“‘星级考’最多换个名字，不会被彻底取消。之前拿到的证书肯定是有效的。”
然而，“星级考”的主办方，即“上海市通用外语水平等级考试办公室”很快在官网上发出通知，称将坚决执行被上海市教委撤销的决定。各大培训机构也开始陆续退还先前收取的报名费。
在人头攒动的退费现场，培训机构建议先前报名“星级考冲刺班”的学生转去“剑桥少儿英语班”、“新概念英语班”或“SBS英语班”，理由是“‘星级考’取消之后，这几个证书将成为择校的新依据”。听到此话，家长们忙不迭地开始办理转班手续。阳阳的父母也趁势为他报了一个新班——“新概念英语班”。
于是，12岁的阳阳将如此度过他的周六：早晨8点到11点是奥数班，下午1点到3点去少年宫学机器人培训班，4点到6点在小区附近的新东方学新概念英语。
“没有办法停下来。”阳阳的妈妈说，她和儿子一样没有周末，奔波于各个培训点之间，阳阳在教室里上课时，她就在专设的休息室里与其他家长聊天。他们叫自己的孩子“小青蛙”，成绩特别优秀的则被称为“牛蛙”。
家长们总是分享身边“牛蛙”的故事，互相鼓励：“有个孩子幼儿园时期就在父母的指导下看数学读物，进小学以后就在好几个培训机构补课。平时去培训班，妈妈就坐在后面一起听课，回家后妈妈辅导，妈妈不会爸爸再教。小学期间，家长一直陪着孩子学习，比孩子学得还要精。”结果，“这孩子所有的奥数比赛全是一等奖，科普英语比赛也拿了市一等奖。小升初的时候，全上海的好学校都要他，都是最好的班级。”
这类故事听得越多，家长们就越焦虑。阳阳的爸爸开始后悔将他送进一所提倡“快乐教育”的小学，他听说区里其他小学组织学生集体报名奥数竞赛后，便向学校询问是否也有类似的活动，但老师婉言表示“学校并不鼓励学生集体考证”。
这让阳阳的爸爸暴跳如雷：“别的学校孩子都在考证，我们两手空空，怎么去竞争？”他赶紧联系转校事宜，让阳阳去参加隔壁小学的插班考。
转校关头，阳阳的妈妈阻止了这件事情：“这孩子怕生，万一不适应转校后的环境，成绩反而会下降的。”
对当时三年级的阳阳而言，那次插班考成了他好日子结束的标志。他尚不知学校里转走了好几个同学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父母成天为了什么忧心忡忡，直到有一天，妈妈把他叫到面前，说：“阳阳，你要考初中了。妈妈跟你商量，你把围棋班停掉，换成奥数班好吗？”
从那一天起，阳阳就开始了漫长的考证岁月。
考证市场潜规则：机构最爱“搅局”
身为圈内人，向应看透了证书和竞赛背后的“潜规则”：许多培训机构主动找上门，希望学校能组织学生参加竞赛。背后的算盘是：可以收取报名费、培训费和参辅费。
在沪上一所民办初中执教，刘青觉得，这两年来，学生中的考证热正“越来越夸张”。招进来的学生几乎都手握一把证书，有孩子参加过小机灵杯、迎春杯、新知杯、华罗庚金杯赛等十几个奥数比赛，拿的全是一二三等奖。
据教育部门统计，上海每年有8万名学生小升初，只有十分之一的学生能进入民办初中。要考民办初中，奥数和“星级考”证书、三好学生、班干部、乐器特长，至少要有一个。而要进刘青所在的名牌私立中学，最好几样都有。
两年前，阳阳开始考名目繁多的奥数和英语证书时，他发现自己早已被远远地甩在了起跑线后面。许多小朋友从幼儿园就开始学奥数、参加“星级考”。他第一次参加培训机构的奥数分班考，成绩排名倒数，甚至没有及格。
“星级考”更是大大打击了阳阳的自信心，最高级的“四星”证书，他考了三次：“‘四星’试题里要考过去式和被动语态，难度相当于初中高年级。”而与此同时，一起考试的考生里，有不少是一二年级、甚至幼儿园的小朋友。
老师很快发现，这位昔日成绩优异、开朗活泼的男孩变得心事重重，他对同学们说：“我觉得很累，压力很大，妈妈夺去了我的周末。”
当阳阳徜徉在题海中时，另一位家长向英放弃了让儿子小南继续“星级考”的打算。
小南考出“二星”证书以后，有机构打电话来询问她是否让孩子参加“三星”的“冲刺班”，并暧昧地暗示称，“冲刺班”的老师有不少就是“星级考”的考官，对考题思路“把握很准”。
向英自己是一所小学的英语教师兼教导主任，她看透了这些证书和竞赛的背后的“潜规则”，曾有许多培训机构找上门，希望向英的学校能组织学生参与一些竞赛：“他们靠收取报名费、培训费和参辅费获利，也提出可以与学校分成。”
“考证热”催生了可观的经济利益。根据2011年“星级考”的收费标准，教材费约78元，一至三星每项考务费70元，四星级考务费90元，每次报名费收10元，考试合格需再付合格证书工本费10元。以该年6.1万人次的报名数来算，“星级考”获利超过上千万。
但真正的“大头”是培训费，培训机构的费用大多在1500到3000不等，如果报了5000元10次课的“冲刺班”，则会大大提高通过的概率：小南一位英语平平的同学，就是在报了“冲刺班”后拿到“三星”证书的。
小南刚上小学的时候，向英的同事曾劝她让儿子去学奥数。但向英看了眼奥数的试题，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这根本就是把初中的知识提前教给小学生。”最后，她根据小南的兴趣，让他学了硬笔书法、乒乓和唱歌。
五年来，小南不仅成绩优秀，兴趣广泛，还在学校担任了大队长。但向英也会检讨自己教育的失败之处，那就是让小南去参加“星级考”。为了考证，孩子被逼着背单词和句式，这使他对英语兴趣全失。
“功利的考证行为往往导致孩子对学习失去兴趣，短期内可能会对成绩有所提高，但从长远来看，对孩子的发展是不利的。”向英说，“我还是鼓励他学自己喜欢的东西，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
阳阳的妈妈发现，儿子仍然很喜欢围棋，自己一个人能下上好几个小时。有时她会有些后悔，但看到周围的孩子都在拼命补习，想到“牛蛙”们的故事，她只好咬牙要求孩子坚持：“等考进初中，妈妈再带你去上围棋班。”
“补课—考证”，这条路咋看不到尽头
有位培训机构的老师这样预估未来的“考证”形式：“权威的竞赛被取消后，建议撒开大网，把所有的证都考一考。过段时间总会有一两个竞赛热起来的。”
“星级考”被叫停后，几所民办名校的招生电话很快被打爆了。华育中学的招生办老师表示，今年的招生已经开始，家长可以登录华育中学的网站，填写意向信息登记表。她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今年我们不建议交简历，但是信息登记表上有足够的空间，家长可以斟酌自己要填什么。”
在阳阳父母常上的育儿论坛上，家长们互相安慰：“我们想进名校，名校也要招好生源，怎么可能完全不看证书。”
家长们也有自己的依据，去年，市教委就规定各类学校报名时一律拒收学生的奥数等各类竞赛获奖证书，只能面谈。但是，学校报名时不收，面谈时可以看；规定不能笔试，面谈可以照样谈奥数。
但向英心中仍然抱有美好的愿望：“‘星级考’的取消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契机，促使初中更多地关注孩子的综合素质。”
但事实却与她的愿望相违，教委的“禁赛令”不能阻止各类竞赛的横行。虽然现在政府参与组织、面向全市小学生的学科类“考证”活动，仅剩下写字等级考试一项。但社会上名目繁多的各类竞赛仍然相当红火。这些竞赛无需经过教育部门的审批或备案，而只需要在工商、劳动保障等部门登记注册即可。
一个“星级考”倒下去，千千万万个“星级考”站起来。4月7日要举行“优赛杯”小学生语文阅读水平测试赛，2月末就有家长前往各个考点报名。昂立教育的一位老师称：“权威的竞赛被取消后，建议撒开大网，把所有的证都考一考。过段时间总会有一两个竞赛热起来的。”
这就像一个怪圈，或是一场教委、家长与培训机构的拉锯战。在现有的格局下，无论内心多么不认同，大批家长还是前赴后继地自愿被“绑架”。()党委副书记郑强曾针对目前的孩子教育说：“我痛心呀！中国的孩子不是输在起跑线上，而是搞死在起跑线上！”
而许多低年级学生的家长，尚不清楚什么是考证，怎样“小升初”，就已经稀里糊涂地加入了补课的大军。
“一年级刚开学，老师就跟家长说，周末一定要让孩子去补课，不然课程会跟不上。”家长周平说。她根据老师的推荐，给孙子报了写作、华数(华罗庚数学)和英语班，一学期加起来只要1800多元。和正规机构动辄数千元一门课相比，费用倒是不高，但补课的地点总是变来变去。先是在虹口区青少年宫，后来又搬去了一所民办学校，现在则是在闸北区一座极隐蔽的商务楼里。家长把孩子们送到楼下，会有一个老师带他们上去，“家长是不允许入内的，他们怕被记者混进去”。
周平说，在这群家长中，有生活极度困难、“吃低保”的家庭，母亲没有工作，付不起正规培训机构高昂的学费，她把孩子送到大楼口，就守在楼下“捍卫”孩子补课的权利：“谁不让她儿子补课，她就跟谁吵，说这是剥夺她孩子唯一的希望。”
在孙子喊累的时候，周平仍然逼他去补课，她也说不清为什么：“但我总不能做得比人家还差。”
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的语文老师陈芸发现，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在作文里流露出对考证、补课的不满。孩子们写：“我们没日没夜地补课、竞赛，这样的日子会有尽头吗？”
让刘青来评价他班上的学生，他谨慎地表示：“他们很聪明、很好学，竞赛热情也很高。”这群历经千辛万苦终入名校的学生，无一不是当年竞赛场上的佼佼者。刘青觉得“我被他们影响更多”。本来，刚从大学毕业的他喜欢在课上开玩笑活跃气氛，但学生对他的笑话反应冷淡。不久后他还被家长投诉了，原因是说和课堂无关内容。
刘青说，相比懵懵懂懂的小学时代，初中生能感受到的未来更加沉重：“他们喜欢学习，也热衷参加各种竞赛，忙着为以后参加重点高中自主招生积累资本。考完初中以后就是高中，高中以后就是大学，这条路没有尽头。”
(本文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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