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阳家暴事件后，女儿画中的孩子总是在哭。
5月31日，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幽深的走廊内的孩子。记者调查北京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学生，不少孩子在家里经常挨打，甚至是被棍棒皮鞭惩罚。
11岁的小正印被母亲砍得遍体鳞伤，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流动儿童成家暴重灾区
记者调查京城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儿童受家暴陷三难困境
5月26日，北京丰台青塔春园，2岁和6岁的女童被砍死在家中，疑犯为孩子的母亲。附近居民称，该户人家长期存在家庭暴力。
5月29日，江西都昌，一名8岁男童被亲生母亲用菜刀乱砍，头部、脸部等部位共缝合800多针。事发后，男童母亲被警方控制。
5月31日，广东东莞，3岁男童因母亲两次殴打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医院接诊记录显示，头部、胸部、腹部、下肢均有明显瘀伤。警方将该案定性为“虐待儿童案”。
今年的儿童节期间，家暴儿童再次引起社会关注。
近期，本报记者调查北京多家小学的数百名孩子，发现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成为家暴的“重灾区”，儿童受家暴存在难察觉、难介入、难干预的困境，亟待专门立法完善。
病房，深夜。
梦境中，明晃晃的砍刀让不满11岁的小正印(化名)不停哆嗦。
“爸爸，救我。”被吓醒的小正印大喊：“妈妈打我，妈妈杀我，爸爸救我，救我啊！”
朱佳文很想抱紧儿子，但儿子身上遍布的伤口拦住了他。
解放军304医院内，住院治疗的小正印，头部和双手布满100多道伤口。
4月初的一天夜里，母亲挥刀砍向熟睡的小正印和13岁的哥哥，此前不时挂在嘴边的“我要杀了你们两个崽”成为了现实。
哥哥失血过多丧命，小正印死里逃生。
搁置的危险
“我要杀了两个崽”
看着儿子，朱佳文自责不已，悲剧原本可避免。
重庆梁平县的一个小村庄，常年出门打工的朱佳文一年最多回家3次。妻子留守在家，一边带孩子，一边种庄稼。
平常的电话中，活泼的两个儿子偶尔会跟他讲，“妈妈打我们。”
不满意留守生活的妻子情绪失控时，也会对着电话跟朱佳文喊“我要杀了两个崽”。
朱佳文回家时，也经常看到妻子“修理”两个调皮的孩子，有时是因去水塘玩、有时是因没按时回家、有时干脆不需要什么理由。
“孩子嘛，敲打一下也正常。”那时候，朱佳文觉得一切没什么不妥。
妻子性格孤僻，不愿与周围的人来往。年前，朱佳文带妻子做过精神鉴定，曾被诊断有幻想症，这也并未让他联想到孩子的经常被打，直到悲剧发生。
一个月之后的5月6日，山西平顺县再发惨案，一名5岁半女童被后母虐待致死，离世时“身上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
悲剧接连上演，人们疑惑：悲剧发生前，真的没有方法保护受家暴的孩子们吗？
“尴尬的现状是，除非重伤或致死，侵害儿童才会被追究刑责。”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表示，“目前没有预防悲剧的应有机制。”
2011年，佟丽华和他的同事针对6年间338起儿童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进行调研统计，撰写了《儿童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调查分析与研究报告》。
报告提及，儿童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其他人也多认为管教孩子是家庭内部事务，通常不会主动报案，因此儿童家庭暴力更具隐蔽性，儿童受家暴存在难察觉、难介入、难干预的困境。
危险常被搁置，悲剧时有发生。
普遍的挨打
“用棍棒皮鞭惩罚”
法律对家暴的定义为，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近日，记者对北京一家打工子弟学校三至六年级的孩子进行问卷调查。200份有效问卷中，仅有一名孩子“从没挨过打”，13名孩子“经常挨打，严重时父母会用棍棒、皮鞭责罚”。
在北京一家公立学校进行的问卷调查，60名孩子中“从没挨过打”的超过四分之一，但也有两个孩子“经常挨打”。
孩子们挨打的原因五花八门，除去贪玩、成绩不好等常见“罪状”，“偷看爸爸的手机报”、“吃饭声音大”、“吵醒妈妈睡觉”都成挨打的理由。
《儿童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调查分析与研究报告》指出，生活地点、父母结构发生变化的家庭更易发生针对儿童的家庭暴力，53.34%的案件发生在此类家庭中。相较于稳定、健全的家庭，单亲、继亲家庭以及流动、留守儿童更容易成为家庭暴力受害者。
不管是打工子弟学校还是公办学校的孩子，对于“父母打你时你会如何处理”，没有一人选择“向他人求助”，都集中在“不能跑，跑了打得更狠”和“忍着，等父母情绪平息”。
12岁的王吉(化名)是一名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毫不犹豫地在问卷上选择了“经常挨打”。来北京6年，王吉换了3个学校，转学的理由均是“经常打架，跟同学处不下去”。
“我爸打我，同学盯着我的伤口看，我就揍他(同学)。”最狠的一次，他用拳头打破了同学的下颚，“血顺着下巴流，脖子上都是。”王吉平静地说。
北京红枫心理咨询中心反家暴项目负责人侯志明称，家庭暴力会导致孩子严重的心理问题，离家出走、打架、自闭、厌学甚至厌世，“最亲的父母都不相信，还能相信谁。”
家暴的理由
孩子不打不成器？
关注北京流动家庭子女教育问题，是红枫心理咨询中心一个项目，5年多来走访了10余所打工子弟学校的上千名孩子。
“凡是问题学生，无一例外的都是常挨父母打的。”侯志明说，这些孩子或是逃学打架，或是性格自闭。
12岁的女童嘉嘉(化名)，是侯志明和助手刘富芝近期辅导的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侯志明记得第一次见嘉嘉时，“双手抱在胸前，脑袋扎得很低，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
一次辅导中，侯志明让嘉嘉画一幅自画像，嘉嘉把自己的头画得很小很小，“孩子一直被打骂，总觉得自己犯错误，没有自我意识。”
吕家营一片住宅楼旁加盖的20平米的平房内，住着嘉嘉一家五口。父亲每天去建筑工地打工，母亲负责照顾嘉嘉姐弟三个。
嘉嘉说经常挨母亲打。对此母亲并不否认。
在这个家庭打孩子是被无限允许，工具可能是母亲粗壮的大手，可能是松动的凳子腿儿，或者随手抓起的皮带。
最近的一次挨打，是因楼上的孩子欺负5岁的弟弟，嘉嘉想为弟弟出头。母亲跟她说，“人家是住楼房的，我们是住平房的，别惹事。”
嘉嘉喊着“住楼房的也不能随便欺负人”冲出家门，结果被母亲一把拽回挨了一顿狠揍。
“她犟嘴、不听话，我不修理她怎么办？”嘉嘉的母亲说，在老家大人打孩子很正常，孩子就得服从大人，“我也是从小被打出来的，不打长不大”。
嘉嘉母亲说，“她爸天天去建筑工地，我每天拉扯他们仨，他们有不开心可以哭喊，我能吗？”
这名被生活压迫满心怒气的母亲，除了打骂孩子，没有其他方法保证自己的权威，稍有不从的嘉嘉就成了母亲转移压力的最好对象。
“更可怕的是人们的观念。”侯志明说，家暴妇女中起码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打人就是不对”。但对孩子来说，“不打不成器”、“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传统观念让很多人觉得打孩子存在某种所谓的“正当性”。同时，家暴儿童中存在难以拿捏的“尺度”，家长坚持认为打骂孩子是“天赋权利”，适当的打骂能让孩子长记性，“但是什么是适当，没有人知道。”
5月26日，刘富芝第四次来到嘉嘉家里，这一次“嘉嘉不再紧抱双臂”。
母亲也承认，经过四个礼拜的辅导，“孩子不那么轴了。”当着刘富芝的面，母亲承诺以后会少打孩子，多跟孩子沟通。
趴在桌子上做功课的嘉嘉，背对着两人，没有回头说了句“我才不信”。
尴尬的外力
“家务事”别人不好管
提到17岁的张江(化名)，71岁的于秀华一声叹息。
在打工者聚居的石景山区，退休后的于秀华和几个老姐妹一道义务辅导小区内的流动儿童。
12年的时间里，于秀华看着张江由儿童长成少年。但于秀华感觉，那个小时候会把自己心爱的小人书送给于奶奶的张江，“离自己越来越远。”
生活在复杂的重组家庭，暴力像驱散不开的阴云，笼罩着张江全部的少年时光。
于秀华结识张江的时候，他还不到6岁。那时，于秀华从他家楼下走过，常能听到窗户里传来张江的哭喊，还有一声声“啪啪”抽打的闷响。
皮带沾上凉水，抽打在身上；擀面杖高高扬起，重重落下；脑袋被砸破，血流了满脸……
还有一旁嘶吼的父亲，“你怎么不去死。”
“他要是想打你，总是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如今说起被父亲打，张江轻描淡写，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施暴的还有继母，张江回忆一次冲洗垃圾桶时，水不小心喷溅到继母裙子上，继母抄起墩布，密集地抡打在他身上。
成长的年月，张江不止一次对于秀华说，“我要宰了他们。”他还跟同伴约定过自杀，不过最终因为同伴的胆怯作罢。
“不要粗暴。”于秀华跟张江父亲说过无数次，管教孩子需要耐心。每一次，张江父亲总会不耐烦地挥手，而对张江的打骂，一直没有停歇。
家长的不配合没让于秀华灰心，她期望学校能帮忙介入。
她去找过张江学校的一位老师，在楼下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老师下楼后听说要了解张江的情况，扭头就离去了。
“老师们知道张江父亲经常打他，根本不管，”学校的冷漠让于秀华心寒。
记者调查中，北京多家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坦言，就算知道有学生经常遭家长打骂，他们一般也不会过多说服家长，“说多了人家烦，人家会说孩子是我的，我愿意怎么管就怎么管”。老师们只能多劝被打的孩子“父母打你是为你好”，尽量不让孩子留心结。
6月3日，丰台青塔春园小区，楼道内依稀可见的血迹，提醒着人们数天前两个幼儿被家长打死的惨剧。小区居民称，孩子的父母是福建人，在京做海鲜生意，“听说在家里常动手。”
该小区租住不少外地人，“今天来明天走，谁也不认识谁”，一位居民说，“真要家里动起手来，连个劝架的都没有。”多名居民表示，即使知道谁家孩子常被打，不熟的邻居也不好干涉，“那是人家的家务事”。
用尽了所有力气，独自作战的于秀华最终没能驱赶张江心中的戾气。
长大后的张江喜欢去射击场打兔子，“鲜血迸出的瞬间很刺激”；喜欢飙车，心情不爽的时候就砸车出气，“车皮凹下去，心情会好些。”他还曾亲眼看到一个人在距自己三四米处触电身亡，“旁边的人都吓跑了，我就没，我很麻木。”
更让于秀华担心的是张江手臂上的刀疤，他继承了父亲的暴躁，经常跟同学打得头破血流。
另一种暴力
李阳家暴的阴影
除了身体上的伤害，暴力对孩子心灵的伤害更加难以界定。
去年九月，“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家暴妻子Kim，一时引起舆论关注。名人效应下，更多人看到的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战争，同样受到伤害的还有三个女儿。
家暴事件后，李阳坦言，这件事让小孩生活在恐惧中，担心家庭是不是要破裂了。
今年初李阳和Kim的离婚案再次开庭，李阳力争三个女儿的抚养权。Kim立即买好机票，将女儿们送往美国的父母家。
“我要尽全力保护她们。”5月26日，Kim在回复记者的邮件中说。
Kim说，去年8月，李阳对Kim殴打非常严重的那次，三岁的小女儿，亲眼目睹了爸爸的暴力。此后一个月，小女儿都很难安睡，就是睡了也常喊着梦话，她让妈妈点亮屋里所有的灯。
家暴事件后，在三个孩子们的图画中，总出现龇牙咧嘴、眉头紧蹙的眼镜男。画里的孩子都是哭的，流着大滴大滴的眼泪。
Kim带孩子去咨询心理医生。看着三个谨小慎微的孩子，Kim一遍遍祈祷，家暴一幕幕不要在孩子心里留下阴影。
“在国外，即使是让孩子目睹暴力发生都被算作犯罪。”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李秀华说。
北京多位法律人士表示，虽然《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都对“禁止家庭暴力”做出了明确规定，但相关规定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之中，相互之间缺乏有效衔接，造成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法律无法落到实处。
家暴的继承
受害者多成施害者
5月24日，“家庭暴力直接服务者能力建设”研讨班在京举行，台湾国立中正大学犯罪防治系副教授林明杰向大陆家暴一线工作者做报告。
“立法对反家暴工作非常重要，比如我们想对施暴者进行帮助辅导，如果对方拒绝，那就完全没法进行。”这名台湾地区反家暴领域的资深专家说，在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之前，台湾地区的反家暴工作也面临很多困境。如今台湾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学校、邻居、以及医院在发现儿童遭受家暴后，都必须向有关部门积极报告。有专门负责家暴干预工作的警察，如果施暴者不接受辅导，警察可以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
据了解，北京目前尚没有专门负责庇护家暴儿童的场所。在“家庭暴力直接服务者能力建设”研讨会上，已试行妇女儿童庇护中心省市的反家暴工作者透露，庇护中心接待的求助多来自受暴妇女，“没有儿童求助。”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介绍，在纽约有100多个专业儿童福利机构。当儿童受到家暴，很快会有专业机构介入，让孩子进入机构予以保护。在大陆只能找110的民警解决问题，民警往往只对家长进行教育，孩子仍然会被送回家中，继续遭受家庭暴力。
今年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反家庭暴力立法已列入2012年立法工作计划。
儿童节当天，小正印伸出布满刀疤的手拉着记者，“阿姨，你好黑呀。我也好黑，可我哥哥白，像牛奶一样白。”他还不知道，哥哥已离开人世。
即将研究生毕业的刘富芝很担心，辅导结束后，嘉嘉可能又重回到低着脑袋，紧抱双臂。
“现在我爸不敢打我了，”张江骄傲地告诉于秀华，最近一次，父亲酒后和他争吵，他毫不费力地将父亲摔在床上。
这正是反家暴项目负责人侯志明担心的，在暴力家庭成长的孩子普遍多会继承暴力倾向，使家庭暴力出现代际传承，“从小挨打容易让孩子错误地认为，暴力是合理的，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范春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