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5月31日电(记者余靖静、章苒)幼儿园学英语，小学学奥数……一道无形的“起跑线”，困住了许多家长，也把孩子本应拥有的“欢乐童年”“金色少年”变成了“苦难童年”“灰色少年”。

“家长患了一种病，集体焦虑症。”浙江省教育学会副会长鲁林岳说。家长们把“起跑线”看得非常重，这道“起跑线”已经绵延到幼儿教育乃至胎教阶段。

越挪越前的“起跑线”

王瑾的教育理念是“学而有乐”，学前阶段不教女儿认字识数，但一进小学，她发现自己太“另类”了，女儿的同学中，有人能认识2000个汉字，英语、钢琴更成了“普及型”特长。

另一位“80后”家长林浩今年给孩子报名读杭州的民办小学，面试后没被录取。他总结说，没有竞争力的原因是“孩子在幼儿园时兴趣班去的太少，没有参加思维训练、阅读类、英语类培训班”。

在貌似远离高考的幼儿园，竞争已然发动。“家长们很急，很疯，很可怕。他们的普遍心态是，恨不得把小学的知识全部在幼儿园里教完，近几年家长还热衷给孩子们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从事学前教育约30年的浙江省特级教师王芳说。

“其实他们非常矛盾，他们知道要素质教育，要孩子心理健康发展，但关键时刻还是关注知识与技能。为什么？怕孩子输。”王芳说。

新浪微博上一条对中国教育的“吐槽”，引来了众多网民的共鸣——“中国教育的目标是‘望子成龙’；标准是‘成王败寇’；方法是‘死记硬背’；手段是‘不断施压’，还美其名曰‘压力即动力’。至于孩子们是否真实，是否善良，是否健康，是否快乐，没人去想。最需要“以人为本”的领域，却最不拿人当人。”

“抢跑”的“并发症”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有时候仅仅是因为太早、太急，孩子的兴趣反而被扼杀了，他们对生命的感受能力也在下滑。

浙江一批孩子曾参加国际奥数比赛并获得一等奖，载誉归来时，主管基础教育的省教育厅副厅长请孩子们谈感言，有一个孩子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碰数学了。”一位专门教授钢琴的老师无奈地说，“很多钢琴十级的孩子发誓再也不碰钢琴，他们不觉得音乐是终生的伴侣，因为音乐夺走了他们玩乐的时间。”

2010年，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和北京师范大学对区域内的学生进行了社会适应性测试，涉及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孤独感、抑郁、幸福感和焦虑，以及学习兴趣等。成绩领先全区的一所中学，学生的幸福感却低于区平均水平，孤独感全区第2位，焦虑、抑郁倾向全区第1位。

即使在应试教育中“胜出”，进入大学后也有可能变成失重的“太空人”。在高校进行心理咨询约8年的浙江理工大学教师方婷说，很多孩子在情绪、意志力、人格和自我意识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可直接回溯到少年甚至幼儿时期的家庭环境。

家长、学校、社会，谁能先“解套”？

记者遇到多位家长，起初抱定让孩子快乐成长的想法，却在感受竞争的残酷性后“低头”，“心中十万个不愿意强迫孩子早早学习很多，可是现实面前不得不屈服。”

杭州市教育局初等教育处处长蒋锋说，这两年重点查违规补课，有天晚上十时多，有家长打进市长热线“12345”投诉，“我以为哪里在违规补课了，结果家长要投诉的是‘为什么不让孩子补课’。”

杭州曾在上世纪90年代推行分数等级制，希望能替代排名，但未能持续。“家长不放心，因为家长觉得分数最公平。”蒋锋说，他遇到太多次，班主任不排名，就有家长找校长提意见，投诉老师不负责任。

浙江大学教授冯钢分析说，从上世纪90年代后，社会结构开始逐渐固化了，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说一个社会能够向上流动的渠道只有一条，就是考大学，那么家长肯定都围着高考打转。

“但我依旧认为，在高考制度没有根本改变时，中小学校、家长还是有很多可以作为的空间的。”蒋锋说。

在推行“过程性评价”改革的杭州市上城区，八成以上的小学在一至四年级均已推行期末免考制，个别学校正尝试将这一做法延伸到五、六年级。该区督导与教育评价中心副主任马海燕说，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能够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鼓励孩子平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一些家长和老师也试图为孩子“减速”。时代小学校长高军玉说：“最近几年，很多家长明确告诉她，不要把孩子的分数排名告诉我，我不想知道。”

杭州大关小学每年有50%毕业生去了杭州民间排名前三甲的民办初中。“我跟家长说，那有什么了不起？这就说明你赢了吗？初中的时候暂时领先而已，有的花是高中才开的，有的大学才开。”校长金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