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读写障碍协会 (International Dyslexia Association, 2004) 的定义，读写困难是一种特定的语言障碍，源于对文字解码能力 (decoding) 的不足，通常在声韵处理能力上反映出来。这种解码能力和年龄、其他认知能力及学业能力并无一定关系，也不是由一般发展的障碍或感官障碍所导致。除了阅读能力之外，读写障碍还会影响其他和语言有关的能力，如书写及拼字的能力。
我家的孩子写“天书”
以前，李敏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上幼儿园时能把故事复述得活灵活现的儿子，在上了小学后学习会那么费劲？
“他写字特别慢，很用力，字大，出格，写完像天书一样，还总把‘知’写成了‘口矢’。”
刚升小学时，李敏还庆幸儿子被分到了全年级最好的班，“老师是年级组长，特别好强。”但很快，李敏就发现这一切未必是幸运，“儿子成绩不好，我们就被一次又一次地‘请’到办公室。老师坐这，家长坐那，旁边站着孩子，家长和孩子一块挨训。” 被叫的次数太多，李敏说，她一看见是学校的来电，就心里发慌。
但那时，和老师一样，李敏夫妇都以为儿子小瑞的种种表现都因于一个字“懒”。“一年级时，老师总说他懒，要家长配合，我们就在家里逼着他写，结果到一年级下半学期，他就完全不愿意写字了”。回忆起当时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李敏很懊恼，觉得对不住孩子。
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二年级，李敏逐渐意识到，也许并不是简单的“懒”，“他付出的努力比其他小朋友更多，情况却并没有好转。”
李敏开始在网上寻找相关信息，一些关于“读写困难”的报道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突然意识到，儿子的很多表现都符合读写困难的特征。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王喻身上，她说自己是个粗心的妈妈，“最初完全没在意，幼儿园大班时老师教认字，他一个字能写一页，学了好长时间的拼音和汉字也对不上号。我们总以为是他上课时没好好听，把他臭骂一顿。”
后来，王喻带儿子做了一次测试，发现6岁的儿子视觉水平还处于4岁阶段，视觉和运动觉的加工能力远远落后于同龄人，属于读写困难儿童。王喻也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有读写困难的症兆。“小时候，我也经常看错题，抄错数字，只是没小朗这么严重。那时学业没压力，问题也就没被放大。”
而现实中，小瑞和小朗并非只是个例。早在2004年，北京教科院对北京约一万名小学生的评估发现，有10%的小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读写困难现象。按比例估计，北京约有10万、全国约有1500万小学生存在读写困难问题。而在相关研究更为完善的香港，教育局统计数字表示，2007/2008年度就有8869名读写困难学童。
他们是聪明的“笨小孩”
其实，写“天书”的孩子不笨。他们虽然读写能力落后，但智力正常甚至超常。在读写困难人群中，你会看见一连串熟悉的名字，爱迪生、爱因斯坦、达·芬奇、丘吉尔、李光耀……
“阅读障碍和智商无关，和理解力、分析力也无关。以美国为例，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孩子有阅读障碍，只是每个人的严重程度不一样”，()心理学院教授刘翔平多年来一直从事学习障碍的相关研究。
读写困难的确对孩子的学业不利，但并不妨碍这些聪明的“笨小孩”展露其他方面的天赋。
在印度电影《地球上的星星》中，有阅读困难的小男孩伊夏是老师眼里的淘气包，他上课走神、不交作业、到处惹祸，在读了两次三年级之后，仍然不会拼写。但有绘画天赋的伊夏总在别人不在意的地方发现很多奇妙的事物：色彩、鱼儿、小狗、风筝。他会整天对着池子里的小鱼，幻想出一个与世界截然不同的美丽天堂，他在地上捡起别人当垃圾丢掉的小东西，搜集起来，拼凑成一条可爱的小船，在水上自由航行。
小晔很像伊夏的翻版。在读写困难培训中心，这个爱画画的12岁男孩被称为“凡·高小子”，他画的《星月夜》很有凡·高名作《星空》的范儿。
“我喜欢雕刻，拿萝卜雕，满地都是皮，有时也用苹果，高兴时就雕个笑脸，不高兴就雕个哭脸。”说起自己感兴趣的事，12岁的小晔一脸兴奋。他在学校唯一喜欢的课程就是美术课，美术老师很欣赏他，但爸爸妈妈认为没用。
与他交谈，记者惊讶地发现，他的脑袋里居然藏了那么多奇思妙想：他做塑料显微镜，捣鼓“收音机”，用捡来的零件搭出个“八音盒”，做“遥控车”。他会得意地问你，“知道遥控车的马达怎么做吗？”
虽然被学校老师和同学排斥，憨厚朴实的小晔内心细腻而敏感。“有时候，我会买一个小纸风筝，在上面写不高兴的事然后飞上天，把绳子剪断。后一次，它居然又飞回来了，我只能系上绳再放。”而在培训中心，每次下课其他孩子飞奔去玩时，小晔总会留下来主动帮老师收拾教具，打扫卫生；他甚至还会在周末早上上课前，买一杯豆浆带给老师。
“只要被理解，孩子就赢了”
“我叫文文，上二年级了，我的作业今天又是最后一个交的，每天我拼命写，手指都要抽筋了。妈妈每晚陪着我，我已经很努力了，但就是写不好。”
和文文一样，读写困难儿童希望自己的苦恼能被父母和老师所理解。
而改善读写困难儿童能力和环境也正是兰紫努力的方向。从2007年开始，兰紫主导创立了乐朗乐读潜能学习潜能开发中心，帮助读写困难孩子的同时，也希望通过宣传让读写困难为公众所了解。兰紫认为，家长是关键的一环，“只要被理解了，孩子就赢了。”为了让家长更容易接受，也有专家坚持把Dyslexia称为“读写困难”而非翻译的“读写障碍”。
但要达到这一目标却并非易事。采访中，家长大多不愿意与记者面对面交流，他们担心一旦公开，孩子会被“贴标签”，也会给家庭带来困扰。而不同家庭成员对读写困难的接受程度往往也有很大差别。
“送孩子去培训中心是我坚持的”，直到现在王喻还是“孤军奋战”。王喻说，老人觉得孩子没问题，没必要搭上那份精力和钱。“不但老人不理解，孩子的爸爸也反对。他性子急，动不动就拳脚相加，有一次我们夫妻俩对打了一架，打完我抱着孩子一起哭。”王喻觉得有时候特别无助，“我只能自己给儿子制定学习计划。我每天在想，这样的日子还能熬多久？”
康康的爷爷也有同样的苦恼。在美国工作的康康父亲不能接受儿子有读写困难的说法，康康爷爷曾希望把孙子送去美国接受更有针对性的教育，但因为康康爸不愿意只能作罢。无奈之下，爷爷还是在孙子上完二年级后把他转学到了国际学校，“那里的老师对读写困难有一定了解，孩子学习环境也更宽松。”
康康爷爷说，一年级时他就发现康康有读写困难，在原小学就读时，他也希望跟老师有所沟通，“试探过，但班主任不太接受我们的看法，后来也就放弃了。”
王喻也尝试过类似的努力，“我跟老师说，小朗有读写困难。老师反问我，在哪个医院查的？得吃什么药？”王喻有点无奈，“我说小朗总把‘机’写成‘几木’，这属于读写困难的表现之一，老师不以为然地说，好多孩子都这样。”
正是老师随口的一句话让王喻意识到，不止儿子有这样的问题，“读写困难儿童存在一定比例，只是好多家长还没注意到。”所幸的是，老师并不排斥了解学习困难的相关信息，“还好，沟通之后，没再给孩子太大的压力。”
但在学校，小朗还是常会因为成绩不好遭受到同学的嘲笑。“有一次我去接儿子，看见他们班班长指着儿子说，大笨蛋”，王喻觉得，长时间这样终究会对他的心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平时，一些小测试同学之间会互相判分，判完之后其他同学就会在小朗的本子上乱写，都是些带侮辱性的词，儿子没上过学前班，识字又慢，不认得那些字也就过去了，但我们看了心里特别不好受。”王喻发现，一年级还没上完的儿子也会抱怨说，“妈妈，我不想上学了。”
“中国家长和老师极少有知道儿童存在读写困难问题，这些孩子在校容易被误解和忽视，处境艰难，有长期的挫折感。他们先是被孤立，然后会导致习得性无助，主动放弃学习，最后成为边缘人，甚至严重影响心理健康。有的孩子出现问题，甚至有自杀的个案。”兰紫很担忧。
兰紫说，其实理解他们很简单，“你只要把纸盖在脑门上，然后拿笔在上面写字。他们写字的感觉就是这样。每天都这样写，又被要求写工整，真的是在折磨他们。”
■ 读写困难学生特征
1、阅读吃力，易读错字；
2、阅读后不理解内容；
3、朗读不流畅，跳字、跳行；
4、逃避书写，书写困难，字体不工整，容易写错字；
5、抄写时需要看一笔写一笔，花费时间长；
6、注意力集中时间短；
7、听课效率低，多动；
8、缺乏运动细胞，平衡感不好；
9、握笔姿势不良，系鞋带和使用筷子动作笨拙；
10、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内向害羞或者性格急躁；
11、自信心低落，容易放弃；
12、聪明，但是学习成绩不理想。
(12项中符合6项，持续六个月，据研究孩子有70%的可能性存在读写困难问题)
谁来帮“星星的孩子”？
与聪明的“笨蛋”相比，兰紫更愿意借用电影《地球上的星星》的片名，把读写困难儿童称为“星星的孩子”。
兰紫说，国际上普遍认为，患有读写障碍的孩子最好在12岁前进行矫正。而在内地，“星星的孩子”谁来帮？
“我希望有爱心、有影响力又有读书困难的知名人士能站出来，像崔永元普及抑郁症那样，让大家知道，有读写困难并不可怕，照样可以取得骄人的成就。”她向记者表达了心愿。
“我现在都不敢想以后怎么办。国际学校的经济负担对我们太重，孩子爸爸也不同意。”虽然把孩子送去了培训中心，但王喻不敢想以后的路在哪里。她经常会到读写困难家长的QQ群里找安慰，“有的妈妈说孩子经过2年培训好了，也有家长在一两年后觉得没有明显效果就放弃了”。
“学习障碍是由于大脑的某种与学习有关的功能性落后引起的，如涉及阅读过程的形-音转换能力缺陷，或与精细动作有关的书写能力落后，或者与自我调控有关的注意力能力落后。这些能力固然妨碍学习的效率与效果，但不等于一个人不能学习了。而且矫正这些学习能力的落后也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刘翔平说。
而这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让很多家长和孩子望而却步。记者采访中发现，目前经济条件好的家长会选择把孩子转到国际学校，而普通家庭经常会选择放弃矫正。
王喻说，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只有让孩子调整心态，“不断地鼓励他，让他坚强到足以面对任何伤害。”
而在欧美等发达地区，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还有新加坡，读写困难的研究和应用，已经长达十余年，甚至几十年，并形成了较完整的针对读写困难儿童的图书教材、玩具、训练纠正办法。
目前而言，中国内地还没有政策和措施维护读写困难儿童权益。孩子在学校受到不公平待遇，家长也只能束手无策。由于对读写困难常识的认识匮乏，也没有任何政策参照，在校老师也很难有效帮助孩子。
据记者了解，现在北京只有少数机构在从事针对读写困难儿童群体的培训。藉由从香港相关机构、组织获得的研究材料和经验，兰紫在北京雷锋小学、中华路小学、石景山实验小学等12所小学对12岁以下学习困难的学生进行智商测定和读写困难评估。此后，为增进学校、公众对读写困难的了解，又开始推进“蒲公英种子讲师计划”，由他们培训的义务讲师在小区和小学开展“提倡亲子阅读，预防读写困难”公益培训活动。作为被朝阳区社会建设办公室购买的社会组织服务，这个由香港陈一心家族基金会赞助的公益项目自2010年正式启动实施至今，已有近万名小学教师和家长受益。
但因为缺乏政策参照和社会认知度，内地民间机构在实际运作中还是会面临种种困难。读写困难培训机构到底是商业培训机构还是公益组织，界定似乎还模糊不清。其次，对读写困难学生的判定和评估还没有官方公布的统一标准，家长会对界定存疑，而缺乏相关制度保护，也让学校在引入评估时担心承担误判责任。(受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孩子均为化名)
■ 他山之石
香港经验分享
据介绍，香港地区读写困难教育非常发达，教育统筹局对读写困难儿童的帮助包括：在小学新生入学半年后先进行读写困难儿童普查测试，根据测试结果为读写困难的孩子制订在校学习和考试的辅助策略，同时，每年每个孩子可以获得教育统筹局的一笔培训经费。
据()博士何福全介绍，目前香港主要以三层架构模式支持有学习特殊需要的学童。第一层支援需要较轻的学童，第三层支援较严重的学童。如学生需要接受第二及第三层的支持，学校会按人数得到额外的资助。一些非政府机构，如协康会、耀能协会、明爱等亦会开设辅助班改善学生的读写困难。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缪晨霞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