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上 11月16日，金海河学校四年级1班的范艳彬老师正在给学生们上语文课。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打工子弟校老师六成假期打零工养家
北京部分打工子弟学校老师面临生活重负，低收入高负荷没保障，有的老师白天课堂教书，晚上超市打工
12月9日，“新公民园丁奖”即将颁奖，此活动由民间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人文社会发展学院企业责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新京报联合主办，面向全国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这是唯一一个全国性的面向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评奖活动。
“新公民计划”和新京报在调查中发现，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存在低薪、没有福利待遇、超负荷工作、社会认可度低、缺乏专业能力提升机会等问题。
在北京，2012年在社管所备案的打工子弟学校有157所，根据师生1：25的比例计算，4000多打工子弟教师仍坚守在老师岗位上。
据“新公民计划”今年9月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168名受访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中，76.8%没有社会保险；平均周课时数达24.55节，远高于公办校教师每周课时16.03节，而月均工资仅1871.6元，远低于2011年度北京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4672元。
作为打工子弟心目中“最亲近”、“最尊敬”的老师，他们在艰苦的教学环境中为孩子们默默坚守付出，却一直以来没有走进公众的视线。本报希望通过系列专题报道，唤起社会对这群老师的关注，帮助他们有尊严地生存。
课堂“巧妇”
用废品搭起学生图书角
范艳彬一踏进教室，吵闹的班级会立刻安静下来，30多个孩子齐刷刷掏出课本。
每天早上7点40分，金海河小学四年级1班的晨读准时开始。作为班主任，范艳彬一天的教学工作，也从那一刻开始。
20多平米的教室里，高低不一的桌椅挤得满满当当，没有讲台讲桌，黑板离第一排座位只有1米远，“师生上课，近距离互动，老师脸上几颗痣，他们都能看得见。”这名40岁的语文老师，用幽默掩饰教室的狭小。
和其他打工子弟学校一样，范艳彬就职的金海河小学也是“隐藏”于海淀的城中村，北五环外的一处城乡接合部，顶在一条不知名的小路尽头。
招牌早被春天的大风吹落，但小路两边的早点铺、卖菜摊摊主对学校的具体位置“门清”，他们的孩子很多都在那里上学。
二层高的矮楼里，一层挤着6个年级的教室，二层是村里外来务工人员的出租房。这里曾是一家公司的办公楼。
在这所打工子弟学校，范艳彬已教书4年，每周近30节课。教语文让他感到些许轻松，“至少不用准备教具。”
前几年当数学老师，为让孩子们比较圆锥、圆柱的体积，范艳彬连夜利用废旧月饼盒赶制了两个等高、等直径的模型。第二天课上，他让孩子们往里装沙子，看哪个装得多。
一年前，范艳彬曾为孩子们作文里贫瘠的词汇发愁，“形容天空都是‘蓝蓝的’，全班的父母几乎都是‘慈祥的’。”
他跑到废品收购站，翻出一块三合板，两根废旧桌子腿儿，又拔了一个拖把棍儿，倚着教室墙角的暖气片，搭起一个图书角。
最初摆在上面的书，是范艳彬从废品收购站挑拣出来的，一公斤1块5毛钱。
“无米”似乎总是困不住范艳彬这名巧妇，上课，他总用“最容易吸收”的方法，来克服练习册的缺乏。
11月16日的语文课上，范艳彬讲古诗，诗里的7个生字，他让学生自己编字谜，“君有羊是群，”孩子们的成果让黑板前的范艳彬不停微笑。
调查数据：北京168位受访打工子弟学校老师中,80.3%的老师在工作中因缺乏教具而难以展开教学。
讲台之外
晚上超市当起“打工仔”
教学上的“漏”，范艳彬绞尽脑汁用生活中的“巧”去补，但生活里的“缺”如果光指着教书，往往让他力不从心。
即便不出这个城中村，他每月1600元的工资也难以支撑范艳彬一家三口在北京的生活，500元房租占去他工资的1/3，为贴补家用，妻子去北大校门口卖纪念品，18岁的女儿也在超市打工贴补家用。
一个月前，范艳彬发现学校附近一家大型超市招人，每月1500元工资。于是，每天晚上6点，超市的食品区，范艳彬有了另一个身份方便面理货员。
站在高架梯上，范艳彬把一箱箱方便面取下来，哪个品牌的缺货，范艳彬就掏出几袋补上，这份工，他得打到晚上10点。
11月16日下午5点，范艳彬看着孩子们全部放学回家，匆匆跑回学校附近的家里，划拉了几口女儿做好的饭。不到6点，范艳彬赶去超市。
那天，他下了扶梯一转弯，两个男孩朝范艳彬招手，“范老师！”面对学生打招呼，范艳彬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快速往超市走去。
“多少有点不好意思。”白天是老师，晚上当打工仔，起初，范艳彬说他心里有落差，“现在习惯了，一样是靠劳动挣钱，没啥丢人。”
除了每周一晚上，不用去超市，其余时间，他都要全身心地完成这两份工作，一份用来实现他“灵魂工程师”的职业价值，另一份是一个男人养家的责任。
有人问范艳彬，为啥不换个工作，“离不开孩子”是范艳彬能想到的唯一答案。
和范艳彬不同，万超(化名)不得不为女儿1000多元的学费离开教师行业，他和妻子黄文革来北京前，都在河南老家当老师。
2002年刚来北京，一听说打工子弟学校工资只有700元/月，万超转身走了，“一个大老爷们，我去挣那700块钱，还不够交我闺女的学费呢。”如今，万超在中关村一家公司当库房管理，而妻子黄文革成了大兴明圆打工子弟学校的语文老师。
从七八百元的工资干起，黄文革换过学校，却始终没离开过讲台，如今工资能拿两三千元。
在明圆学校，由于带的是60多人的大班，她的工资算高的。但一家三口仍然只能挤在10来平米出租屋里，房租500元/月。她和丈夫攒下的钱，还要供读大学的女儿和在明圆学校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
调查数据：寒暑假期间,受访的打工子弟学校老师中，仅37.5%的老师能拿到平均516元的补贴，剩余62.5%的老师无任何假期补贴，需另找短期工作支持基本生活开销。
编外教师
“明星”老师屡遭失业
虽然辛苦，但也没把范艳彬从干了24年的教师行业里逼走，但他心里总有个遗憾。
从河南老家镇中心小学的代课教师，到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任课老师，他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却从来不是教师队伍里的正规军，“我有教师资格证，但始终没进编制。”这意味着，他无法享受国家给教师的一切待遇，而“取缔”却成了他教书史上最不幸的关键词。
2003年，在镇上当了15年老师，刚拿到教师资格证的范艳彬，还没来得及转正就下岗了。那一年，国家取缔代课教师，范艳彬说，连教他小学的老师都失业了，“那可是干了二三十年的老教师啊，一辈子，真不值。”
但他还是不能放下讲台，在北京海淀新世纪打工子弟学校，他又当上了语文老师，却依旧没编制。
“工资不到800元，教室是厂房改的，课桌没油漆，板凳上的木碴都能划破衣服。”但能站在讲台上教书，他认了。
4年来，范艳彬成了学校里最有办法带差生班的“明星”老师，一度让成绩最差的班级考出第一，2007年，学校却因无证办学关停，范艳彬再次失业。
如今，在金海河小学，范艳彬依旧是名编外老师。
新希望学校的副校长徐敏也从未把自己定位为“北京教师”。
11年间，徐敏的工资从800元，到如今的4000元，作为一名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这是全部的上升空间”。
2001年，来北京之前，他是一所乡村学校的语文教师，月收入400元。
“公办教师或乡村教师都是个身份，打工子弟教师在夹缝中，没身份。”徐敏说，北京十年，他并没有过“我是一名北京教师”的奢望，“想都不敢想”。
调查数据：69.3%的受访打工子弟学校老师认为社会对他们的认可度低，这严重地打击着老师们的自信心与自我的身份认同。
高负荷
大班额远超公立校
和偏低的收入不成比例的，是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们所承担的教学重负。
在明圆学校任教的7年里，黄文革既是语文老师，又是数学老师，还兼任五年级1班的班主任。
她记得给学生上课，班里有48个学生，但随着周边打工子弟学校不断被关停，学生越来越多，目前，她的班级学生总共63人。
像这样的大班，明圆学校至少有四五个，“全校40多个人的班基本没有，至少也是50多人的。”
按照国家规定，小学班容量标准不得超过45人，2009年北京公办小学平均班容量为31人，打工子弟学校92.7%的小学老师称，其所教班级都超过了31人，“超载”现象、大班额给老师们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人多，意味着老师们批改的作业也多。讲台旁黄文革备课的课桌上，厚厚的一摞作业本，占了桌子的大半边，63个孩子的100多本作业，全看完，需要两节课时间，“有时还得带回家批，备课也都拿回家写。”
除了和体育，课程表上，都是黄文革的课，“一天都离不开教室。”
与公立小学教师比较，北京公办小学教师的每周课时数为16.03节，而打工子弟学校小学教师平均每周课时数为24.55节，是前者的1.5倍。
有时，黄文革得充当家长角色，放学后盯着学生写完作业很多学生家长没时间管孩子，所以不少学生回家不完成作业。
每个学期，班里学生就会换上一批新面孔，这也让黄文革颇为无奈，“我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一些好学生，下一学期有可能就见不到人了。”
黄文革说，63个学生，从一窍不通到特别优秀，分七八个层次都不止，“有的转校生，5年级了，连九九乘法表都不会背。”
43岁的黄文革照了照镜子，发现头上的白发丝丝缕缕地又多了不少，爱人万超比她大6岁，离开讲台的他，一根白发也没有。
调查数据：打工子女的高流动性、课业水平差异大、班级人数多和课时任务重，成为学校教师们繁重的工作负担，78.2%的老师为此感到困扰。
流动快
某校这学期走7位老师
“等我们干不动时，谁来养我们？”黄文革一想到这个问题，眼神不由落到儿子身上，“也许只能靠自家的孩子了。”
大兴明圆学校校长冯国珍曾是旧宫中心小学的退休教师，拥有国家给教师提供的各种保障。
但作为校长，她也无力解决教师的养老保险等福利待遇问题，“打工子弟学校拿不出这么多钱来给老师买保险，他们只能靠拿一点工资养家。做的同样是教师工作，但得到的福利待遇却差距很大。”
很多人早早离开了这个“行业”。
以行知学校为例，仅今年下半学期至今，行知学校两个校区就走了7位教师，“比往年要快。”
校长刘学军介绍，她在行知的13年，每年平均都有5位以上老师离职，有的去了公办校，有的考取()，还有的出国 () 。“对公办老师来说，老师是一辈子的职业；但打工子弟学校，常常是一块跳板。”刘学军平静地说，语气中没有责备。
“十年前是800元，现在1000多块，怎么能留住老师呢？”徐敏说，近些年，为保证教学质量，“新希望”招收教师的标准为：“大专以上，有教师资格证。”
“但低工资和高水平本身就是矛盾的，”徐敏介绍，为保证教师待遇，学校只能适当提高学费标准，“但又不能提得太多，要考虑生源。”
调查数据：受访的168名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中，76.8%的老师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声音
要改变现状 政策需先行
目前，全国有283万流动儿童没在公办学校就读，打工子弟学校承担了孩子的义务教育，但并没有或很少获得政府的支持，而最重要的支持就是政策上的扶持。政策支持不到位，限制了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学校的发展自然就限制了老师的发展。如果政策足够开放，并给予扶持，经过一定时间，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教学质量、教学环境、福利待遇肯定会有一个向上走的水平。
在全国打工子弟学校中，广州地区的打工子弟学校最多，拥有300多所合法化的打工子弟学校，而上海地区的打工子弟学校质量最好，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政策的支持。
广州和深圳地区，政府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开放程度更高，给予打工子弟学校合法身份，使得学校愿意增加投入发展学校，敢做一些更有力度的工作。而北京地区的打工子弟学校，随时都可能被关停，学校就不敢投入，只能维持低水平办学，老师的福利待遇、教学环境等自然很难提高。
而上海则采取了政府扶持打工子弟学校的模式，给打工子弟学校提供补贴，打工子弟学校每招收一名随迁子女，教委给学校补贴4500元，同时给学校提出了办学要求，这使得学校自我发展提升很快。今年的金粉笔奖推选，上海地区的打工子弟教师挑选更为严格，是以教学比拼的方式，经过专家一轮轮筛选出来的最强者。这样的推选方式却不太适合其他地区。
所以，要改变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各方面条件，就需要政府先给一个政策环境。政府本身就有义务教育经费，如果落实到位，这些学校会有明显提升。
新公民计划总干事蔺兆星
调查数据来自新公民计划《2012年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工作情况调查》（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