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真正定义实际上不是理论定义，而是需要每个大学从实践中去找，且只有有智慧的大学校长才能够找到。不过我要发挥梅贻琦先生的论断，直言不讳地说，大学者，乃吸纳大学问者之所在也，非豢养追逐官僚行政级别待遇之酒囊饭袋者之所在也。有学问家在，则有大学在；有大学问家在，则有名大学在；有一流大学问家在，则有一流大学在。一所大学若果拥有一批大师，何愁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呢？如果缺乏或者舍弃学问家、大学问家、一流大学问家，则大学只能走向衰败和没落。这是无需商量的。当人才成为行政级别面前的奴才时，我们还需要大学、需要大学校长吗？因此，中国大学的教育和管理和发展，只有老老实实回归梅贻琦先生的“大师论”，回归学问本位，才能走向美好的明天。
读了光明日报“临沂大学辞官当教授现象” 的报道，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对中国大学现状不满，对大学校长不满。他们一定是知道大学定义的，也一定是知道何为大学的，因为他们是研究大学教育管理理论的专门人才。但是这是真的吗？因为，面对中国大学长期的不思改革，面对中国大学的严重行政化，面对一些人既当官有占着教授职称而不敢教授之事的现状，我们怎么能满意得起来呢？因此，不满意，这才是真的。
可以说，2012年下半年，光明日报已经在中国知识界出人意料地火爆了两次，一次是8月27日重磅推出的《透视职称评审制度系列报道》，一次就是当下（11月25日之后）正在引起巨大震撼效应的有关山东“临沂大学辞官当教授现象”的报道以及后续报道。
不是吗，不当处长当副教授、教授，这在中国当代大学的浓烈的官本位文化氛围里，的确还是很稀奇的现象。八处长集体抛弃官从学，这无疑是对大学变革去行政化的一次行动回答，也昭示大学价值的本质就是学术价值，而绝不是行政价值。谁选择了学术道路，谁才是选择了真正的大学道路。不错，给官本位破冰，我们的时代，就是需要无数甘愿驾驶学术之舟去探索真理的真人和勇士。
笔者希望，光明日报当就此抓住机遇，深入进行中国大学何去何存的报道，例如，大学改革究竟该怎么搞，大学校长究竟该怎么当，大学学术究竟该走什么道路需要什么体制，等等，可以说，这些切入点，都在等待2102年年终前的回声，作为光明日报忠实的读者，笔者希望光明日报对以上问题来一次地毯式报道，一定要以此促使中国大学、尤其是中国大学的校长们要用自身的行动投身大学改革，亲自引领大学迈出深化改革的实质性步子。
例如，就“大学校长究竟该怎么当”而言，我们必须回到连博士学位都没有的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梅贻琦先生的“大师论”，因为他的论断，正确地揭示了大学存在的价值和本质，让大学教育和管理思想回到了大学的本位，即学问本位（大学绝不是官场！）。大凡对中国大学发展感兴趣的人一定记得，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先生在他的就职演讲中提出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之后，梅贻琦先生千方百计广招人才，使清华园内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有效地推动了清华学术和教育的进步。这段历史，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后来者这样一个真理：大学者，乃吸纳大学问者之所在也。也就是说，大学本身只是一个所在，但它的腹中，必须有满腹学问的大师用发现、创新和创造来撑起精神，彰显文化气质，开掘独立人格道路，建构人类精神的高地，否则，官僚当道、官本位盛行、大家千篇一律地念着行政经，哪里还会有真大学！如果大学官本位意识盛行，弄得搞学问的远远不如当官的，教授不如处长，大师总是低部级副部级局级副局级的校长一头，那岂不是让大学变成了浊气熏天的官场了吗？
我要发挥梅先生的论断，直言不讳地说，大学者，乃吸纳大学问者之所在也，非豢养追逐官僚行政级别待遇之酒囊饭袋者之所在也。有学问家在，则有大学在；有大学问家在，则有名大学在；有一流大学问家在，则有一流大学在。一所大学若果拥有一批大师，何愁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呢？
如果缺乏或者舍弃学问家、大学问家、一流大学问家，则大学只能走向衰败和没落。这是无需商量的。当人才成为行政级别面前的奴才时，我们还需要大学、需要大学校长吗？
因此，中国大学的教育和管理和发展，只有老老实实回归梅贻琦先生的“大师论”，回归学问本位，才能走向美好的明天。这一点，也正在被中国山东临沂大学的变革所实实在在地证明着。那么，别的大学校长，你们是否也该开始自己的行动了呢？能否像临沂大学那样，广纳人才、开放人才竞聘之路呢？
中国大学校长，要用行动投身大学改革才最有说服力。坐而论道，光说不练，不会给中国大学的变革带来任何好处。一流大学不是靠说空话说出来的，一流大学校长更不是靠练嘴皮子练出来的，千说万说，还是要看大学校长能否让自己的思想回到大师论，回到学问本位。如果不想回归，那么，大学校长就别想成为真的教育家。
中国的大学校长们，再也不能坐而论道、光说不练了，也不能再一边享受部级、副部级、局级、副局级行政级别的好处，一边只是等待主管部门的政策恩赐，因为，改革实践的无数成功例子早就说明，等、靠、要，是没有希望的，不论是哪个行业的改革，改革之路还得需要自己去闯、还得需要自己去用行动探索和验证，即便是要过河，那也得要靠自己去过、自己去摸石头、自己去总结经验教训、自己创造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另外，大学如果不坚持自己探索，如果不坚持自己改革实验，如果不坚持在实践之路上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式和方法，那么，就只能仍然是千校一面而毫无特色可言，大学文化发展就会走进同质化的死胡同。
目前，就中国大学的发展处境来综合考量的话，就不难发现，中国的大学已经处于这种因长期同质化而几乎无路可走的处境之中，官本位意识严重，学术人才的待遇和地位普遍比不上行政管理人员的职务待遇和地位，造成了人才偏向当官的利益性现实价值选择取向，还给社会造成了大学里当官才有本事搞学术是没有本事的反价值影响，前些年在中国大学出现的博士生争抢处长岗位的新闻报道就是最为现实的例子。既然在大学只有当官才可使自己的既得利益最大化，那么博士选择当官也就理所当然了。
我们需要把被颠倒的大学真理再颠倒过来，我们需要实实在在的去行政化（即去官本位）运动，要坚定地把被大学官本位挤压到大学边缘的学问本位找回来，要用教育家的管理策略，扶正学问本位，抬起学问家的地位。这才是大学校长的真责任、真担当、真使命、真荣耀！
只有回归学问本位，大学才有存在的必要。否则，我们的大学，那可真的就成了“大楼之谓也”，成了楼堂宾馆和大超市了，成了政绩诉求、市侩官僚的集结地了。我们绝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
目前，我们仍在关注相关的后续报道。从网络反应看，光明日报的两次系列报道，都产生了空前的社会反应，不论是纸媒读者还是网媒网友，都以极大的热情在关注、在热议。而人们对后者的反响，甚至超过了前者，因为后者的报道，直抵大学心脏，直接触及中国大学改革的命运。
总之，这次推出的八处长辞官搞教学和科研的报道，极大地震撼了中国大学，振奋了大学学术界的人心，给一心一意钻研、探究学问的人才带来了生命的春天朝着大有可为的学问趋之若鹜，大师将会辈出，一流大学就会应运而生，真正的教育家也将会随之诞生。
只是有一点，还需要我们质疑：八位处长抛弃了处长的职务，就能教好书就能搞好科研吗？他们手里的教授职称证书是否就等于实际能力，因为，毕竟，他们已经荒废学问很久了。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大学校长们的心，震撼了吗？大胆投身改革吧，只有改革，中国的大学才有希望。不改革，死路一条！（甘肃省兰州市第十中学汉语教师马得清）
（人民网-教育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