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程代展师生的隔“网”争论，身为教师，在情感上是偏向程先生一边的。有些报刊上的评论缺乏对一生认真从事科研工作，成绩卓著的老一代科学家的了解之同情，不仅居高临下地告诫程先生不必“昨夜无眠”，而且还口口声声地说博士到中学任教“不是浪费人才”。这就把原来观点的分歧上升到了道德层面，好像在程代展师生之争中，作为导师一方的程先生，颇有所谓职业或岗位歧视。如果依此推理，博士或硕士毕业生排队应聘环卫工作，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下基层”，“与广大劳动人民相结合”，就更为合理了？
一些评论涉及到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与个人选择的矛盾，包括中西教育之间的差异，这些确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但以当下中国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状况来看，程先生希望学生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以及他有关国家对博士生培养的大量投入的感慨，都是有依据的。当然，这里的“依据”是就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现有机制而言，因为进一步看，这个“现有机制”也已经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扩招以来，各类大学的应对措施基本都是形式上的，追求大而全，追求学科的无限扩张，这种考虑硬件、考虑外在适应的应对方式固然是基础之一，但就方式上说，也是最为原始和粗放的，它的局限性正在日益显露。因为是外在适应，接下来的机制调整，也必然是外在的。像如今大学的“一切面向就业”，不是提升大学的水平和发展大学的功能，而是让大学单一化，变得越来越像职业培训中心。
其实，机制的合理调整首先取决于培养理念的转变。高等教育“大众化”后，过去精英教育时代培养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科学家的目标和追求也必然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职业选择的多元化，这应该是社会的一个进步，但如何适应这个多元选择，却需要积极地面对。因为“大众化”以前的大学教育是精英式的教育，所有的课程和教学方式都是为“提高”服务的，而现在，“普及”是主流，“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进行的。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是程代展教授不适应，实际上许多大学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上也未必作出了相应的调整。程先生所感慨的国家对博士生的大量投入与职业选择的反差也确是事实。但实际上，这与投入多少无关，而是一个政策的问题。因为博士生本来属于“提高”一类的，只能是专而深、少而精的，现在却因为研究生招生和管理政策的失当，以及社会上片面的高学历要求，使博士生招生规模不断地扩大，导致博士生过剩，以至于博士生们不得不作出与博士培养目标不一致的职业选择。
用培养科研工作者的方式培养未来可能从事各种职业的学生，自然是不合理的，但如果仅仅满足于一般性培养，大学又如何追求卓越呢？从理论上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不应该以降低大学整体的教学水平和学术研究水平为代价的。大学里的“普及”教育对于社会而言是一种“提高”，而大学里的“提高”则是在相当水准的“普及”之后才可能实现的。但现实的情况是，大学的整体水平在降低，而真正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却未及时出现。
一些大学为了遏制颓势，模仿中学搞起了校内“重点班”或享受特殊政策的学院。可是，从此次程代展先生希望左右学生的个人选择和未来而受到质疑，且未能如愿的实例，也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类似的校内“重点班”或特殊政策所显示出校方的包办代替以及培养机制上的有病乱投医式的行为，不仅不会扭转颓势，而且可能损害大学教育的公平原则，它也肯定会受到大部分师生的诟病。
应该看到，当下中国过于迅猛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挑战着大学的核心价值或者说赖以立足基础的同时，也将所有的大学教师推到了一个前所未遇的困境之中。具体地说，如果你的学生以后根本不从事你所从事的专业，你的专业知识传授还有什么意义？作为导师，你明知你的研究生不会走你的路（像程代展先生所遇到的情况），不会从事他学习过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专业时，你还有以前的动力、热情去培养和督促他们吗？责任感的建立是有条件的，决不是用那种食洋不化的简单方式（比如让研究生导师全额资助学生）就可以解决的。现在的关键是，我们的大学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挑战和这种困境？是否想在体制和机制上为此作出些令人信服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