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日晚，“南长街54号”藏梁启超重要档案专场将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举槌开拍。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近千件尘封百年的档案集中现世，这是目前市场上规模最大的梁启超文物集，也是首度公开的梁启超、康有为重要档案，整体估价在5000万元。
昨天，北京匡时2012秋季艺术品拍卖会组织的预展已经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这批档案内容之丰富，史料价值之珍贵，与拍卖公司对于它们采取的分散零拍的拍卖方式引起热议。
梁思成林徽因文定礼
细节首度披露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美满姻缘几十年来传颂不倦，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姻缘背后经历的种种秘闻与波折。在梁启超档案专场，两封梁启超写给胞弟梁启勋的书信，详细披露了梁思成与林徽因庙见礼与文定礼的种种细节与考究。
儿子的婚事邀请哪些亲戚、大媒？见面礼如何？聘礼为何物？如何布置新房？讲究的是排场还是礼俗？在梁启超写给弟弟的信札当中，陈述详细周到，简直可做民国时期书香门第婚嫁习俗的范本。
1927年，梁启超已经病重入院，因此写信让胞弟梁启勋代为筹措这对璧人的庙见大礼、文定大礼。“特因思成已决定在美结婚（我及思顺如此主张，彼两小未完全同意），婚仪太简率，所以想在文定礼上稍微郑重庄严一点，我既不来京，一切由弟代理便是。”
从信中可知，举办庙见礼时，梁思成已决定于应聘。尽管两人不在国内，但梁启超认为婚姻之事不能草率，当时林父（林长民）去世不久，这场订婚礼的郑重也是给予林家的安慰，“座位是林家大媒首席，我家大媒次之，汝代表主人须亲自送酒言席陪客。”
信中，对于庙见礼、文定礼邀请的亲朋好友、媒人、见面礼、利是红包、布置新房的情况等事无巨细，一一列出，既详尽又考究，拳拳父爱很是动人。比如，奉请卓君庸要下“全红加单帖”；林家拜帖“例用双福(五开全红)，封套写‘林亲家二老爷二太太；“行礼最好是在上午，礼毕即在家里请大宾宴(午餐)”等等。
“聘物林家用一玉印，据君庸言该印本是一对，故当仲恕未购定玉佩以前，曾与君庸言两家各购其一，印文互刻新郎新妇名。今我家既已购定，本来最好是林家并购双印送我，但不便作此要求，仍由我家购其一便是。但我家所购者印文拟不刻徽音(林徽因原名)名，但刻‘长宜子孙’(告君庸言预备彼夫妇可通用，故刻一吉祥语)四字阴文。”信中提到的玉印，虽然只是聘礼中的一件，但形质、印文却无不考虑周全，慈父的良苦用心跃然纸上。信中提及玉印时价约150元，据专家考证，这个价格当时可以在北京买下一套四合院。
饮冰室合集删去部分重现
档案规模媲美小博物馆
袁世凯、冯国璋、孙传芳、康有为等与梁启超有关的民国政坛风云人物影像，在预展现场黑白电影胶片背景板上一一呈现。这些人与二十世纪时局重大事件息息相关。藉由“南长街54号”藏梁启超用各种精美信笺书写的信札、手稿，这些历史人物的命运、风貌依稀可见。这些档案横跨1904年至1928年的历史，描述了动荡年代里的个人和民族命运。
其中，梁启超手书于1916年的《袁世凯之解剖》，用犀利的笔锋揭开袁世凯的画皮，列举其七大缺点，层层剖析使得对袁世凯存有幻想的人彻底明白，袁世凯再也不能继任总统，倒袁之后，中国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林志钧在上世纪30年代编辑《饮冰室合集》时，大约因梁启超所指者大多仍健在，而故意将人名隐去，并将某些内容稍作删节。现场展出的这本手稿则再现了出版物中已被删隐的内容，令人清晰感受梁启超当年的义愤。
“声援五四运动电报”、“退出进步党通告”、“讲学社简章”、“与袁世凯书变更国体之论”，以及涉及梁启超与()、中国银行、司法储才馆、京师图书馆等单位诸多渊源的丰富的档案史料，对民国初年的诸多历史细节作出全面解码，如果有买家整体打包竞买，简直可以开办一个小型博物馆。
近千件档案
单件分散零拍令人唏嘘
令人遗憾的是，拍卖方宣布，这次送拍的包括文献史料和梁启超用过的手杖、书架、写字桌在内的近千件档案，采取分散零拍的方式进行拍卖。
“这是档案送拍人、梁启超胞弟梁启勋后人的意愿。”北京匡时国际拍卖公司副总经理谢晓冬表示，档案送拍人之一是原来居住在南长街54号的梁启勋长外孙孙军，而这批档案产权分属梁启勋不同的后人，每个人的期望值不同，在与对方派出的代表商谈后，确定了这种拍卖方式。谢晓冬说，如果整体拍卖无人应价，会导致流拍，送拍人就拿不到钱。
为何担心整体拍卖无人应价？谢晓冬表示，虽然有四五家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曾前来接洽，但这些单位大多倾向于收藏其中一部分档案。截至昨天，也没有接到哪一家准备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通知，他们很可能会就感兴趣的重要拍品直接参与现场竞拍。分散零拍的方式意味着，这些档案已经没有可能被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整体收藏。
“这份手稿，每页都是手书的，估价120万元至180万元，真不贵。”预展现场，一位观众指着一本21纸、42页的梁启超手稿《袁世凯之解剖》对同伴说。尽管整体估价在5000万元，但全场档案中，许多单品的估价只需几十万元。
“张大千一副好点的册页都要8000多万元，这场拍品估价确实不贵。”一位来自福建的资深藏家说，自己曾在一场拍卖会上出价4000万元竞买弘一法师两副对联，最终还是被对手以6000多万元拍走。这次的梁启超专场拍品由于叙述了一整段连贯的历史，他感觉历史价值更胜一筹。这位藏家对分散拍卖的方式也表达了遗憾：“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历史是历史，市场是市场，很难两全。”许多观众持同样观点，一位从事文献学辑佚工作的观众认为，散落到民间的文献安全很难保障，这种散佚无疑会给文献学研究中的辑佚工作带来一定的麻烦。
散作满天星容易，但拍卖过后，这些散落民间的史料想要再聚首就难了。对此，谢晓冬认为，历朝历代有许多文物都是通过民间流传方式保存下来，而且分散拍卖能够让更多藏家分享这些尘封往事和隐秘细节，有利于发挥文物的教化功能。“如果一个藏家拍走了，其他人就再没机会亲见这段历史了。”他说，鉴于拍卖后难以再集中梳理，从文献保护的角度，匡时已在10月份联合中华书局将档案中最重要的内容影印出版，以供学界讨论与研究。
拒绝观展
直系后人不认同拍卖
值得玩味的是，围绕这批梁启超档案的另一个争议点在于，梁启超的直系后人并不认同这次拍卖。此前，梁思礼(梁启超之子)、梁再冰(梁思成之女)、梁柏有(梁思永之女)、吴荔明(梁思庄之女)发表声明，称梁启超曾留有遗言，离世后所有作品书籍均捐献国家，不能出卖。针对社会各界的质疑，他们表示，作为梁启超的后代，从未出售拍卖过梁启超的文稿和物品。此次违背梁启超意愿的拍卖行为与他们无关。
在预展现场，记者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久久驻足于展柜前。之后他移步现场大屏幕，视频正播放着匡时公司制作的有关这些档案的纪录片。送拍人之一、梁启勋的长外孙孙军在视频中讲述其外祖父与梁启超的家事往来。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这批档案将分散拍卖后，这位老者难掩失望之意。
他告诉记者，自己是清华大学退休教授，与梁启超直系后人过从甚密，因为这批档案由原居住在南长街54号的梁启勋后人珍藏整理，难得一见，所以特来观展。“来之前，我还给吴荔明打了个电话邀请她一起来，不过她并不愿意。”
一位法律专家表示，只要拍卖公司本身具有文物拍卖资格，并且拍品经过文物主管部门备案批准，程序上就是合法的。至于梁氏后人对于是否送拍的分歧，并不影响拍卖。“这些档案属于动产，只要是通过合法渠道取得的，原则上在谁手里，所有权就属于谁。哪怕不是梁启超胞弟的后人，而是跟他毫无亲戚关系的所有者送拍也是合法的。”
而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法律咨询与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季涛表示，虽然于情于理，整体拍卖是最佳方案，但委托人的意愿决定了拍卖方式，“卖家愿意怎样就怎样”。此外，由于某几件拍品价格高，容易导致整拍流拍，所以零拍对于拍卖公司和委托人来说，成交率高、风险小、收入高。他认为，这次未能整体打包拍卖的原因可能在于客户不够多，没有整体接手意向。（记者 张咏）
（北京日报 张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