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最后一天，清晨明媚的阳光早已无法抵抗北京冬日的彻骨寒冷。路上行人匆匆，羽绒服、雪地靴、毛线帽、厚围巾、皮手套、白口罩……即使裹上好几层也丝毫显现不出暖和的迹象。

一个背书包的小男孩独自行走在寒风枯树陪伴的道路上。这里是城中村聚集的东北五环外。在他的灰色保暖内衣外，只简单套了一件黑色套头卫衣。男孩身高约1.5米，略瘦，眉清目秀。

穿过几条刚刚熟悉的街道，小男孩要去到新学校上学。在那里，他被安排在五年级。两周前，这个名字叫做小宝的13岁男孩，还在为找不到地方上学而默默难过。

留守还是辍学

很难说小宝究竟是北京人还是四川人。

他的户口在四川，父母是四川人，他在老家上小学，依然保留着“幺爸”的称呼。然而，他在北京出生，在北京生活了9年，操一口标准普通话，言谈很有“北京范儿”。“我的家乡是一座小城。”他说。

9岁那年，小宝被在北京打工的父亲带回四川，安置在外婆家，成了留守儿童，同时，他也有学可上了。

父亲一走，小宝陷入不知所措的茫然。家乡话他一句也听不懂，但因年纪小，对语言环境接受能力强，他很快便听懂了一些。“最先听懂的，都是些很难听的脏话，没有北京那么文明”。

由于各种原因的耽搁，小宝9岁才正式在家乡的一所小学登记入学，比国家规定的入学年龄晚了3岁。“学校有教学楼，设施很好，冬天也比北京暖和。”慢慢地，他融入了新环境，交了新朋友。

每天，外婆负责照顾小宝和家族中的另一个也在读书的男孩。家族的中坚力量，几乎都在东部城市打工。20分钟，是小宝从家步行到学校的时间。然而，小宝却越来越发现自己对学校的不适应。“人多又杂，特别乱，那边儿人还总是出口就说脏话。”他说。5000多名学生几乎占据了教学楼的每个角落，他们来自周边的各个乡村。出于生源超标的压力，学校取消了学前班。

在塞了一百多人闹哄哄的教室里，小宝想要努力学习。他的性格也很适合“坐板凳”——内向、温和、谨慎。

在学校周边，总徘徊着附近中学的一些大男生。一次放学回家，小宝被拦住了。“他们跟我们要钱，不给就打。”小宝的不少同学都碰到过。这次小宝自己遇到了，便没那么惊慌。他把兜里的钱拿出来，交上去，然后被放行。

“要是没有钱怎么办？”法治周末记者问道。“那就让他们看着办呗。”小宝眉头一扬，轻描淡写。

“不能求助老师吗？”

“我们校长和老师没法管，那边初中也管不了。”这次，他眉头一皱。

这个即将进入青春期的男孩懂事很早。他深知自己的这些不适应永远不会变成适应。与此同时，他的家人也越来越意识到：小宝现在的学习环境只会对他的成绩产生消极影响。

于是，今年11月初，即将升初中的小宝被哥哥带回北京。小宝说：“北京的管理好一些。”

在靠近六环路的黎各庄住下，小宝重回曾相伴9年的爷爷奶奶身边。“奶奶好，她把我带大。”看到已年过七旬的奶奶，他打心眼儿里开心。而此时，他的爸爸妈妈早已南下上海打工多年，和姐姐一家住在一起。

重聚的欢欣过后，下一件重要的事情便是给小宝找学校。然而，离开四川时的匆忙和这方面意识的欠缺，让小宝的家人没有办转学证以及其他证明。来到北京，想要去的那个学校以这个理由拒绝了他。于是，小宝辍学了。

无处安放的课桌

和小宝相比，苗苗对家乡的概念很模糊。她盯着正前方思索了十几秒，方才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和不很确定的口吻说：“河北。”

苗苗依然清楚地记得，11月22日是个星期四。早上五点多，她就被妈妈叫醒。苗苗激动地爬起来，她要去北京了。在这之前，她从未离开过那座位于华北平原的村庄。

当天下午三点，苗苗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下车，转公交，一路向着东北，奔赴北京五环路外。她的爸爸妈妈在那里的皮村做洗车工作，把苗苗带来，也许并非本意，但苗苗很想来北京，又嚷又闹争取一番，父母心一软，也就成行了。

在村里，苗苗一家还算过得不错，因此，有能力把孩子带出来。而特别困难的家庭，只能将孩子继续放在村里，留给老人照看。

把孩子接进城的父母，除去想念，也有对家乡教育的担忧：有些村子没学校，到附近村子上学交通多有不便；有些村子又只有寄宿学校，而这类学校的管理往往多有不当，无法让常年在外打工的家长安心。

苗苗在老家的小学已经上到三年级。她红着脸，十分抱歉地说：“我的成绩不好……”但一提到课外生活，她瞬间又笑脸迎人，一边“演示”一边说：“最喜欢和同学跳皮筋，可以把皮筋套在膝盖和腰上……”

而父母担心的是：来到北京，到哪里上学呢？

很多时候，进城务工人员的家庭生活轨迹很像一则“新孟母三迁”的故事。把孩子带在身边的父母，要随时做好“跟着孩子学校”搬家、换工作的心理准备。孩子们能够就读的学校，必须不能离父母的工作地和居住地太远，因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作往往太忙了，连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时间几乎都没有。

对城市关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的相关政策和制度，这些原本生活在传统文明中的本分农民却并不十分了解。等孩子长到家里的老人无法管教的年龄，接到身边就可以了，并未考虑很多。于是，若万幸能在工作地附近找到一所学校，也很容易因各种证明的缺失而被拒之门外，毕竟，农村没有城市这么复杂。

然而，淼淼找不到学上的原因并非如此。淼淼今年9岁，和苗苗一般大，说话慢声细语，带着江浙地区特有的温婉。她已经记不清踏上北京地面的具体日期，只是说“时间不长，还会想老家”。

辞别弯弯曲曲的乡村路，来到新环境落脚。还没正式进入从农村环境到城市环境的适应阶段，淼淼就被爸爸妈妈带着到处找学校。

当她来到皮村的同心实验学校要求入学时，一个学期早已过半。学校提出给淼淼测试知识水平，结果却是：在老家可以读三年级的淼淼，若在这里入学，只能从学前班学起。而她却早比学前班的孩子们高出了一头。

暂时的避难所

但淼淼还是幸运的。最终，判定她只能从学前班学起的这所学校决定收留她，并把她安排在学前班教室的倒数第三排靠窗位置。如此，既不会让淼淼产生更多的疏离感，又不致影响后排同学的视线。

这是一所专门面向打工者子女的公益性民办学校，位于朝阳区金盏乡皮村，靠近首都国际机场。在两道小街尽头的交叉口处，“同心实验学校”的牌子挂在两扇大铁门左侧。

淼淼的情况在这里并不鲜见。“由于打工者子女的流动性强，在老家又接受不了很好的教育，若是家离学校太远，爸妈在城市，没办法接送孩子上学，老人又管不了，就干脆辍学在家。所以这些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学习基础特别差，而且年龄普遍偏大。”校长沈金花说。

校址是村子里的安静之所，大车进不来，周围是居住区。每天，唯一的噪音就来自于头顶上几分钟一飞过的飞机。之前，这里更多地被人们称为“打工子弟学校”。

在飞机飞过产生的地面轻微颤抖中，淼淼终于可以有学上了。即使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所学校还能坚持多久——因为5个月前，它再次险遭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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