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海南省宣布成为我国第一个全面铺开国学教育的省份。消息一出，国学热自2004年启动后再度升温。体制内外门类繁多的国学教育机构开始雨后春笋般在中华大地上生长，国学成为“仅次于股市麻将的第三热”。教育体制内对于国学的关注固然令人欣喜，但就目前而言体制内国学教育的覆盖人群十分有限。相比于现代教育体制，国学教育短短几年的历程，书院可谓是在被迫中断之前承载了国学教育千年。书院近年来历经复兴与改良却始终徘徊于教育体制之外的命运令人牵挂。
书院复兴彰显文化自信
书院复兴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以近几年为甚。东有道启东西的尼山圣源书院、南有“人道之路”太湖大学堂、西有《白鹿原》中的白鹿书院、北有中国文化传播者四海孔子书院。总之，上千所“堂、塾、馆、院”齐绽放，作为古老而新生的社会力量，推动着中华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的重新占领。
综合国力的增强让国人重拾文化自信，我们不再一切向“西”看齐，而是时而转向东方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寻找答案。书院复兴是对百年教育西化的反省，是对现代教育体制“批量化、标准化、灌输式”等缺陷的批判。书院所能满足的并非现代化进程中对于西方自然科学唯一的渴求，而是对中国人千百年来借以立足的精神世界的求索。这样从崇洋到厚古的转向，折射出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信心。
然而，书院复兴热潮中几分真热、几分虚火，待冷静把脉。走下神坛的国学是否有可能沦为商界附庸风雅的工具，流于坊间“成功学”、“心灵鸡汤”式的表面文章，需要引起警惕。
体制障碍折射发展困境
书院勃兴中的一大隐忧来自体制的拒绝。书院于体制内外的挣扎古而有之。史载7000余所古书院中至今仅存670多所书院。历史上来看，得到王朝支持，书院虽能壮大却失独立性；受到打压，书院受挫乃至中断，它们唯有在王朝鞭长莫及的夹缝中生存。
与历史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书院今天的生存困境恰恰是游离于体制之外或者失去传统文化土壤。1901年书院改制以后，不以服务于科举目的重新兴起的现代实体书院现共591所，从教学对象上主要可以分为4类：文化博览性质的书院保护和展示、针对学龄前及学龄儿童的蒙学教育、针对青少年的公益文化传播、以企业家及社会人士为对象的成人教育。除去岳麓书院演化而成()，尊经书院发展成为，求是书院逐渐改设浙江大学，实体书院进入现行教育体制内者为少，体制外者居多。而成功挤进体制内的书院，其内核却因长年累月经受西方教育体制的侵蚀而消失殆尽。大多数以书院为前身的学校，其教育过程中书院传统毫无保留，徒留书院招牌招揽生源。这道出了现代社会语境下体制外的书院立足之不易。
破除精英路线承担文化使命
由于书院教育与体制内教育对接机制不畅，选择书院教育通常意味着放弃体制内教育。普通家庭几乎没有足够的资本和勇气做一笔这样惊心动魄的“风险投资”。体制外的地位决定了风投往往来自少数用不着为孩子前途担忧的精英阶层。就某种程度而言，可以说是精英路线选择了现代书院教育。然而，书院是作为文化大众化转向的标志兴起的。难道时至今日，能够在现代社会安营扎寨的只有走高端精致路线的精英书院，容不下以“普度众生”为使命的“草根”书院吗？
“草根”书院的代表一耽学堂足可以证明做体制外“草根”的艰辛。北大承泽园内6平方米的简陋小屋足可安放其创办者逄飞力促文化复兴的心灵，但是种种制约因素还是使其常常坐困愁城，几经努力之后，一耽学堂的经典启蒙诵读课才获得进入北京的小学校园的机会。为避免与体制内教育的直接冲撞，一耽学堂以“突出教育实践”为主线，与中小学校合作设立国学课堂，招募讲师传授传统文化。除了中小学课堂，一耽学堂还通过全国连锁义塾项目，从社区入手，承担普通民众的国学教化任务，可谓独辟蹊径。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没有体制内高校的现代化高楼，苏南小镇庙港不起眼的围墙内，南怀瑾的太湖大学堂早已声名远播。这座性质上仅是吴江市属民办教育机构的学堂，其合作单位却囊括人民大学、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化学院、儒学文化研究中心等。
只要功夫深，体制内外、精英草根皆不能成为阻碍书院复兴的绊脚石。而书院复兴的星星之火如何燎原，有赖于对东西方文化与现代化进程关系，以及东西方教育体制、内容到形式做进一步的思考、探索与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