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交际”的出现，令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双双失守。但在学者看来，援交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中国目前对于“少女援交”类似现象的预防机制，仍处于一片空白。

中国新闻周刊：“少女援交案”为何会发生在上海？主要诱因是什么？

童小军：这种现象并非只发生在上海，其他城市也有。国内最早的有关报道是2005年6月关于沈阳在校女大学生的，我本人2010年在另一个城市也访谈过在校中学生和大学生。这些少女援交不是为了生计，也不是被迫，往往是为了满足超出自己日常生活之外奢侈或者虚荣物欲。这种物欲是现代城市生活中的一部分，与农村或者偏远贫困地区绝缘，这成为少女援交的主要诱因。

中国新闻周刊：造成这些中学女生“援助交际”的深层原因什么？

童小军：家庭对孩子的监管不力显然是个原因。深层次原因也有几个方面，首先是腐朽的性文化传统，一些成年男性对处女或少女性事的偏好，为这些少女的偏差行为提供了“市场”；其次是我们的社会缺乏行之有效的儿童青少年监测机制，不能有效预防或者及时发现、阻止青少年的偏差行为；最后，援交中没有强迫，取而代之的“主导和自决”，甚至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成年异性的假象，有助于少女们克服“耻感”，偏差行为得不到及时的矫治。这些都是促成少女援交发生和持续的深层次原因。

此外我们还发现，家庭贫困、父母离异、外来人口等这些常见的导致儿童青少年心理人格障碍的原因，往往不是援助交际现象的直接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 “援助交际”在中国的发展呈现什么样的趋势？

童小军：要对此进行预测，似乎不太可能。不过，我和我的研究生2010年初在大学生中做过一个关于“援助交际”认知状况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1800份有效问卷中，72%认为援助交际与卖淫不同。这反映出人们对援助交际行为有一定程度的“认可”，也就是说社会环境对此有较高的容忍度。同时，中国大陆也难以控制英、美、日及台湾地区等青少年文化，包括援助交际文化的进入，因此我认为它在中国不会消失。如果能建立较好的儿童保护机制，或许能够将其控制住。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社会和家庭来讲，如何应对这些新问题？

童小军：建立专门的和专业的儿童青少年服务人员队伍，采取预防为主的策略，以社区为依托，联合家庭和学校开展引导教育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援助交际”现象更早出现在日本和中国的台湾地区，他们的对策是什么？

童小军：日本从1999年就出台了的《少儿卖春禁止法》，禁止未满18岁的少儿卖春，并取缔少儿色情作品。随后又出台了多部法律，对于未成年人进行保护。台湾则在1995年颁布了《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当时主要是针对“雏妓”现象制定的。

在学校方面，台湾地区和日本都有加强学生的学校教育这一条。学校教育主要包括：道德教育和两性知识；帮助青少年男女树立正确的性观念及相关知识；增强其对外部诱惑的判断能力。

我们的问题在于，没有一种有效的机制去为那些女孩子们的不正当行为设置障碍，因此“援助交际”现象才会不断发生。只有做好防火墙，行为偏差越少，最后走上这条路的可能性才越小。比如在美国，儿童保护有很详细的规定：出台的各种政策法规是薄薄的一本，但通常配套的却是厚厚的解释。这个解释细化到所有可能涉及到的行为，比如“父母的不当监护”就包括了各种各样所有我们能想到的行为。美国这方面的法律都是以预防为主，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个，出现了问题才去堵，是绝对堵不了的。

中国新闻周刊：从社会层面上如何加强社区干预？

童小军：我们必须要知道每一个做“援交”的孩子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不愁吃穿，还要去做这个事情？这些孩子在三亿五千万的孩子中绝对是少数，只要有机制去预防和发现，我们可以做得很好。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要有一群专门的、做社区家庭儿童工作的工作者，这个队伍要从各个角度去保护儿童、指导儿童。毕竟，青少年身上出现问题，把责任都推给父母其实并不合适，家庭教育需要专业人员去弥补。

专业的社区工作者应该对于孩子除了学业之外的情绪变化、行为变化、甚至着装变化，有一定的了解。不仅要建立一个学校、家庭、社区间的沟通网络，还应当是整个干预过程的领导者或资源协调者，承担个案管理和资源整合的任务，还承担主动接触受害青少年和参与治疗的任务。当然，这一过程的实施就需要国家给予社会工作专业准确的定位以及各方面的资源配套支持，使得社区干预真正发挥作用。(内容来自“我国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研究”的真实案例 特约撰稿/刘洋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