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紫更乐意将读写障碍推广为“读写困难”，正是考虑到中国家长们的接受程度。她接触过的读写困难儿童的妈妈，有的一心离婚，有的甚至不想看见自己的孩子。像余静佳这样敢于面对并积极解决问题的家长并不算多。
从欣欣二年级起，兰紫老师和她的团队每周到校两次，为孩子们提供矫治训练。她和学校老师都不会提起“读写困难”这个词，只是告诉孩子们，他们应该参加一个阅读班。
余静佳告诉欣欣，你也要参加这个班，做脑力操和其他练习。
欣欣不理解：“妈妈，我为什么要做脑力操呢？”
妈妈回答：“因为你太聪明了，聪明得都有点不平衡了。”
欣欣更奇怪了：“那是要把我弄笨吗？”
脑力操有十多组动作项目，比如“山立”一节，是以特定的姿势双手抛沙包，视线跟着沙包运动，同时倒着数数。这是一种以运动刺激脑部语言区的方法。
欣欣还可以触摸到一个汉字的立体模型，或是在老师的帮助下用手在砂纸上慢慢地写字。手是运动觉、眼睛是视觉、再加上听觉，当多感官之间的联系过程加强，欣欣才可能记住一个字最终成形的样子。
欣欣和30多位同学组成阅读班，余静佳也开始为家长间的互帮互助而努力。在她成长的台湾，学校均成立家长会或家长委员会，各地区和全台湾还有家长联盟。家长会代表可以参加教师评审委员会，甚至可以参与校长遴选。她决定，将学校里有共同困难的家长们联合起来。
在她的主导下，2009年国庆假期里，30多位家长们召开了第一次家长支援会。地点就在学校，主题是关于孩子们的读写障碍。
起初，余静佳是不希望将这次聚会变成妈妈们大倒苦水的“怨妇会”的，然而，似乎只有倾诉过后，妈妈们才有勇气和力量面对。
一位妈妈说，她找回了一个儿子。在不知道读写障碍以前，她认为大儿子完全是一个坏孩子，于是把所有母爱都转移给老二。直到得到大儿子的测评结论，她才在时隔很久后再次拥抱被自己忽视与责怪的孩子。
听着的妈妈们都在抹眼泪，余静佳也哭。然而，家长会的成效还是让她非常开心，“因为家长通过这样的认知和努力，重新与孩子建立了关系”。
家长支援会希望做得更多：以更好的词汇描述读写障碍；对老师们进行更多培训；邀请部分老师参与；建立育儿共享通道；对校方提出需要配合的要点或请求。
余静佳第一个想要为孩子争取的权益是，独立考试的机会。
在美国、香港等特殊教育制度完备的国家和地区，学习障碍儿童是可以独立考试的。此外，孩子们还可以享有更长的考试时间和字体更大的试卷。余静佳首先希望从学校层面，为女儿争取一些“补偿性的公平待遇”。
“除非你有这样一个孩子，你才会知道家长有多辛苦。不管是你要帮助她，或者是你要理解她，你要帮她抵御各方面的压力，或者你要帮她找到出路，都很难。”余静佳说。
她一位朋友的女儿，在听她讲过读写障碍概念后，才发现自己也有这个问题。这位女孩重新规划人生，发现自己有绘画的天赋，于是申请进入美国最好的艺术学院，最终如愿以偿。
“我们将面对着艰巨的任务，继续陪着我们的孩子，直到他们能以自己的形式展现自我，找到自己的人生舞台。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读写障碍家长们共同的担忧是，我们能坚持多久，孩子又能坚持多久？”
进步与挫折
三年级上学期的期中考试，欣欣是在一个单独的属于她的“办公室”里考试的。一位老师专门为她朗读题目。读写障碍儿童的表现各不相同，欣欣的听觉并没有问题。
这次考试成绩比欣欣平时成绩平均提高了20分左右。
事实上，欣欣并不乐意接受这样的照顾：“妈妈，为什么我要和别人不一样？”
在此之前，余静佳已向学校请求，允许欣欣缺席下午两堂课，由家教帮助她完成作业。随着课业一年年变难，欣欣做作业的时间越来越长，余静佳不得已请求这样的特殊安排。
学校表示支持，特意为欣欣安排了一间空房间。
欣欣还是不乐意：“妈妈，你是想让全校人都知道我有问题吗？”
“抱歉，妈妈还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余静佳想了想说，“要不你先试一个星期？如果你不喜欢，妈妈也不坚持了。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过了几天，欣欣开心地主动向妈妈夸耀起她的“办公室”来。里面有一张摇床，还有一张大沙发，就连靠枕也是卡通图案的。她带同学们参观，“别人都羡慕得要死”。
余静佳除了请家教，她还带着欣欣参加了教育机构矫治。孩子每季度还需要直飞深圳一次接受培训。只要有时间，临睡前她也陪着欣欣一起阅读。
然而，两年多过去了，欣欣的读写障碍矫治效果却不怎么明显。即便得到特殊安排，从下午就开始写，她的作业还是要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可以完成。
读写障碍不是疾病，没有药方也不可能治愈，只能通过长时间的训练得到缓解和克服。对欣欣来说，一切都还只是刚刚开始。
“她只是在逐渐认知，自己不是容易考100分的孩子。不管多努力，她就是经常只能考60分的孩子。”
欣欣还不知道什么是读写障碍。她有次问妈妈：“为什么你要求姐姐考100分，却从不要求我呢？”
余静佳回答说：“别说你考60分，只要你付出了努力，你考零分都是很棒的。每个人的强项不一样，你是特别的孩子。”
欣欣却不依不饶：“妈妈，我就要考100分！”
终于有一次，欣欣的数学突然考了99分。她回家大哭一场：“妈妈，我就差一分就是100分了！”
余静佳一阵心疼。她总是为好胜而坚持的孩子心疼——当女儿好几天都记不住一个简单英文单词的时候，当女儿问她自己为什么不能当学习委员的时候，当女儿拿回试卷不愿说分数的时候，特别是，当女儿坚持以100分为目标的时候。
“我不知道二年级是苦的，一年级是甜的……我爱的是甜，苦我不喜欢。”这是欣欣的一篇日记。这个不到10岁的孩子，将标题取为《我的苦》。
“学校和老师都已经很配合我了，但是整个教育体系并不适合这样的特殊孩子”，余静佳终于决定，在四年级将两个女儿都转入国际学校就读。
在那里，或许欣欣的绘画天斌可以被更加充分地发挥。上课时做笔记，别的孩子用单词，她用图画。衬衣、裤子，用符号记录意义，“用特别准确、简单的图示，不像别的孩子一画就复杂了。”
欣欣起初想做兽医，最近想做服装设计师，偶尔还会说继承妈妈的事业做一名建筑师。她的体操练得很好，单手倒立是班上活动时的保留节目。
她也仍然很努力。
余静佳正在筹划，建立一个民间公益机构，帮助更多类似问题的中国孩子。与自闭、多动等其他障碍相比，读写障碍儿童的基数更大、表现却更不明显，特别值得关注。
有一次，欣欣问妈妈：“为什么别人播种都马上开花了？为什么我播那么多种子，都没有开花啊？”
余静佳忍住眼泪，微笑着回答：“种一粒种子，就会收一粒果实。有的人很多时候都没有收，但是突然有一天，哇，她收了很多很多的果实。欣欣，你的那一天还没有到来呢。” (记者陈薇 实习生王一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