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华中师大生科院“人类性学”专业方向的研三学生彭露露在求职中屡屡碰壁，成为新闻关注的焦点。她想当一名性教育教师，但无法对口就业，我国中小学根本没有这样的编制。

与此同时，首师大性健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却在为中小学性教育的师资难题而苦恼。去年年底召开的“北京市第三届中小学性教育交流会”上，承担性健康教育课程的老师们列出了他们面临的一系列难题：欠缺背景知识、难以把握尺度、缺少交流平台、亟需专业指导……“师资难题阻碍了性教育的发展。”张玫玫说。

这样的悖论，只是我国中小学性教育尴尬现状的一个缩影。

在我国，让性教育伴随孩子的成长，为其成为健康、自信的男人和女人作好铺垫，只是性教育的理想。家长遮遮掩掩、谈性色变；学校欲说还休、上纲上线，才是性教育的现实。

这理想与现实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距离？

与其说这是一个问题，不如说这是一种现象

“我真的要崩溃了。”

在青少年性教育专家、国家级心理咨询师邓军面前，初三男生张建(化名)坐立不安。

“每天放学我都骑车送她回家。那天，天气热，她脱下了校服，里面穿着没领没袖的短衫，笼罩着她那少女的身体，我控制不住，不顾一切地拥抱、亲吻她，没有言语，有的是心跳和难以克制的冲动……”

张建口中的她是与他同班的“女朋友”。

从此，这种青春的萌动与“进一步”的想象，总是在张建的脑海中浮现，临近()时，他的成绩由班里前五名落到了倒数第五名。

作为为少男少女解答青春期问题10余年的心理咨询师，邓军对中小学生产生的关于“青春”与“性”的困惑已司空见惯。类似的案例也常常见诸报端：

北京一名9岁男孩留下遗书离家出走，原因是跟他拉过钩的那名女生不理他了。

女孩晓伟从小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男生，在初一月经初潮时，十分烦躁，跟妈妈又哭又闹。她质问母亲：“你真没用，为什么不把我生成男孩？”

一名重点学校的高一男生，趁着自修课向前排女生借橡皮的机会，捏着女生的手一直不放。班主任问男孩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男孩可怜巴巴地说：“老师我错了，我很想去摸一下那个女生的手，想了三天三夜，不知道该怎么办……”

“与其说这是一个问题，不如这说是一种现象。”邓军说，“少男少女进入青春期，生理上出现第二性征明显发育，心理上也经历着变化。在荷尔蒙的驱动下，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出现性的萌动，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阶段。”

早在2004年，()与张引墨就采访了13名发生过性关系的中学生，写成了《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有人总结，该书至少讲述了这样几个事实：这些学生半数以上是师生公认的好学生；他们三分之一来自重点中学甚至声名显赫的学校；他们初次发生性行为时100%不用安全套；他们有过性行为的事实其父母与老师100%不知道。

“无论父母是否愿意承认，无论你的孩子成绩好还是成绩坏，你那正处在青春期的孩子也许正经历着性的困惑和压抑，如果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宣泄这种性冲动，也许他们做出的事情足以让你大惊失色。”邓军说，“这在价值观越来越多元、信息越来越丰富、诱惑越来越多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闵乐夫对青春期教育关注多年，他这样总结当今正在经历青春期的学生面临的风险：“他们既面对现代社会对人才要求不断提高的考验，面对家长、老师的高度期待，面对生理发育和对性的蠢蠢欲动，还要面对媒体的冲击与诱惑，他们的成长难度加大了。”

“男孩女孩怎样面对性，这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话题，需要社会、学校、家庭为他们作好铺垫。”邓军。

连教师都是一个“嗷嗷待哺”的群体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针对六年级学生的辅导活动中，郭霄老师巧妙地设计了男生女生背靠背夹球走的游戏。学生在活动中发现：两个人距离太近，球就挤破了，距离太远，球就会掉，从而领悟到，男女有别，交往有度。

这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在首师大性健康教育研究中心及北京性教育研究会《北京市中小学性教育模式初建》课题组的指导下，进行的性教育试点教学。“走进青春期”、“男生女生”、“我从哪里来”等都是该校性教育课的内容。目前，北京市有30多所学校参与了该课题。

2010年11月，该课题组还推出了《北京市中小学学校性教育大纲(草案)》，以指导北京市性教育试点学校开展工作。但是，该大纲并没有强制性，并非所有学校都能将性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对于我国当前性教育的整体现状，总课题负责人、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张玫玫的评价是“极不令人满意”。

“性教育能否开展往往取决于领导的重视程度，开展得是否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资质。至于中小学性教育体系是否建立了，很多人并不关心，这是中小学性教育可持续开展的大计。而目前，一些学校开展性教育的目的仅是为了避免出问题，采用的多是简单说教、禁止甚至恐吓的方式，忽略了性价值观的提升、其与人生观的关系等关键教育的进行，使性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张玫玫说。

其实，性教育在我国并非无“历史”可言。

张玫玫介绍，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周恩来总理就提出应该开展性教育。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部分内容主要还是从生理角度来讲的。改革开放之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相关项目通过我国教育部门选择了北京、上海、沈阳等城市，以项目的方式推进性健康教育。1988年8月，原国家教委和计生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1996年、1998年又发出了《关于开展和加强青春期教育的通知》，明确要求学校开展青春期性教育。2008年12月，教育部下发《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学校通过学科教学和班会、团会、校会、升旗仪式、专题讲座、墙报、板报等多种宣传教育形式开展包括性教育在内的“健康教育”。

但是，至今，性教育仍然没有进入国家课程体系，只是一些学校作为校本课程进行探索。在大多数学校，性教育仅作为生物课或者卫生课的一部分出现，内容也局限于一些生理知识的普及，而性教育的内涵远不止于此。

“退一步讲，即使是最简单的知识普及，很多老师也讲得不到位、不科学，自己首先会面红耳赤，给孩子传递了一种谈及性的耻辱感。”张玫玫说。有的老师让学生自己看书，有的老师只给学生放片子，自己坐在教室的最后排，不敢与学生对视。

在农村，性教育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邓军记得，一次去青海循化县的一所希望小学作性教育讲座，她发现孩子们连什么是青春期都不知道，老师平时从未讲过这样的话题。

“优质师资匮乏是性教育面临的首要难题。”闵乐夫介绍，“性教育涉及心理、历史、文化、人类学、宗教、法律等多学科知识，对教师要求极高，但我国中小学没有性教育教师的编制，性教育往往是由心理教师、生物教师、校医来进行的，而且没有统一的教材。”

“高校也无法将性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对外招生，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在找工作时面临着无法对口就业的尴尬。”张玫玫说。

因此，老师们在业务上的困惑感很强烈。

北京市大兴教师进修学校德育研究室韩景贵说，承担性健康教育课程的一线教师普遍反映，在教学中如履薄冰。“在性教育课堂上，应该更开放一些，还是更保守一些？在一些问题上，讲多少，讲多深？在术语的使用上，该模糊还是清晰？这都令他们困惑。”韩老师说，“毕竟很多教师在成长过程中从未接受过性教育，成为教师后也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面对性教育，他们与学生一样，也是一个嗷嗷待哺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