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遇到一个小胖墩儿，小学四年级，也就10来岁吧，身高1米40，体重140斤。背着一个双肩包，我掂了一下有20来斤。
正是下午四点半钟，他刚刚放学。公交车上人还不是太挤，他坐在我旁边的座位，我们攀谈起来。
我问他哪个学校的。他说他是“某某分”(某某小学分校)的。我说那是名校呵。他说，某某小学是名校，他们分校不是；他们学校特穷，那所正宗小学很阔，教室大、操场大、条件好，教学楼里有电梯，“还有游泳池呢——室内的，一年四季都能游泳，冬天还能滑冰”(听得出一个孩子无比羡慕的口气)，“我们学校差远了，除了教室、那些设备都没有”。
我问他怎么没进那所名校，他说他们家去不起，那所学校赞助费太高。我问得多少。他说，要是认识人呢，三万，要是不认识，就得六万，要是有“条子”呢，也可能一个子儿不掏。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小时候一起玩儿的“发小儿”在那所学校。
我有所耳闻，某某校政府给投了几个亿，而“某某分”是城市拆迁时把几所小学合起来拚成的。我问他你那“发小儿”学习比你怎么样，他说还不如他，可是人家爸爸比他爸爸强，是个什么什么头儿，能挣钱。
我们说到的那所名校，分校有好几个了。在这所学校所在的区里，教师中有一种说法：赶明儿就留两所小学(两所都是名校)，其他小学都是它们的分校——就都变成“优质教育”了。这种说法带着一种失落和无奈。
这种情况让人有点担忧。因为被“兼并”的、被“挤垮”的小学也都是一些相当不错的学校。而且在城市教育史上有一定知名度、或者在某一方面具有历史符号的意义。
李敖第一次回大陆时，到他儿时的母校去，他很幸运，他六十多年前就读的小学还在——还没有变成什么“分”。很多人就没那么有福气了，他们儿时的乐园，已经换了牌子，他们很沮丧，尽管今日的牌子更有名气，那与他们又有何干？他们说：“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我们的母校却是物质文化遗产啊！”
面前这位小胖墩，谈吐中透着聪明和“成熟”。今天的孩子比起我们小时候大不一样了。他似乎没有太多的不满，虽然他和他的发小儿在两所差异很大的学校里。其实，他上的那所学校也很不错了，只是不如他的“发小儿”。
孔夫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教无类。
陶行知说：“人像树木一样，要让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应当是：立脚点上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
我想，如果某某分和某某学校条件差不多，或者那很多逝去的学校还存留且被政府保护、扶持并继续发展着，这些孩子们在不同的学校里成长“立脚点”上是平等的，那是不是我们义务教育发展的更高境界呢？
今年3月17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七篇第二十八章“加快教育发展”，回答了上述问题。该章明确了“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的方针，强调“加快缩小教育差距”，重申“取消义务教育重点校和重点班”；明确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统筹规划学校布局，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这无异是对当前不断出现的把“优质教育资源”“垄断化”“扩大化”、“集团化”、打造“航空母舰”式的超级大校的否定。
几亿元建设豪华小学，幼儿园每个月学费超过7000元，义务教育阶段的“万人校”和“百人班”种种“航母学校”引起了刚刚结束的两会代表和委员们的注意。
“关于遏制超大规模学校建设”等提案指出，在我们不断推进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的时候，应该为学校规模、师资设立一个下限，来促进当地教育水平的发展。同时，也应该给这些学校制定一个规模的上限，告别这些“学校中的航空母舰”(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河西区教育局副局长孙惠玲的提案)。
中小学校规模适当，中学每个年级4至6个班，完全中学24个班至36个班，每所中学一千至一千六百学生；小学还可以更小一些，四、五百学生，再大也就是八百人左右，这样便于管理，也有利于布局合理，便于学生就近入学。可是，我们今天看到许多学校动辄三、五千人，大则七千、八千、上万学生，还有“巨无霸”达到两万人。一个班百余人、一个年级100个班，千人年级万人校在一些地方赫然而立。
北京还没有这样的“巨无霸”，但是“布局调整”中可以更为科学更为人文，如果一些区不是以那个为“政绩”且另有所谋的话。
当一所或者几所窗口校独大之时，诸多历史上和地方上有许多文化价值的学校倾覆和消失，更多的办学积极性、主动性抹煞和泯灭。这不是教育的繁荣和发展，而是教育单一化和萎缩，是对教育生态的粗暴破坏。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回答了目前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各种问题。比如还强调了实行县(市)域内城乡中小学教师编制和工资待遇同一标准，以及教师和校长交流制度。
关键在于落实。人们希望，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落实之日，即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