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娘说：“老师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我们好好学习，我们走出大山就是他最大的心愿。我们不能叫我们老师失望。如果我走不出去，当不了官，我们肯定也有孩子能当官。”
记者问：“为什么想当官？”
“我当官以后就能给我老师转正了。”
记者又问：“怎么会有这么一种想法？”
小姑娘说：“俺如果不给俺老师转正，俺们这些娃娃都没有地方上学去。”
“如果不给老师转正，俺们这些娃娃都没有地方上学去。”这就是一个乡村小姑娘的思维逻辑，实现梦想的唯一方法是，有朝一日当了官好给教自己读书的老师转正，好让他继续教书。
这是多么幼稚卑微的梦想！
那么，使得小姑娘发此“宏愿”的老师是怎样一个人呢？
李小棚是陕西的一位乡村代课教师，一人管着一二三四年级共十七个学生。即使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大山里，他也算得上穷人，四十元的工资一拿就是十几年，后来涨到一百元，却已经两年没有拿到工资，无奈之下只能靠寒暑假到火车站装卸水泥赚钱补贴家用。他的父亲在他读高中那年干活时被砸断了腰，母亲患腰椎炎下肢瘫痪多年后去世，妻子重病数次手术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李小棚至今欠着六万元外债。
使这位老师引来社会关注的是几个月前的一件事。那天他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四千余元。在路上苦等三个多小时未见失主后，他根据钱包里的身份证地址，借了三十元路费到西安将钱包交给失主。返程时剩下的钱不够买票，单从县城到村里这段路就步行了五个小时。
此事经由媒体报道，感动了许多善良百姓，但也有人说李小棚的行为纯属作秀，他想借此吸引媒体注意，给乡上施加压力，把代课教师身份转正。
我从电视上看到了这个故事。画面中的李小棚形容憔悴，有着庄稼人一样的黑瘦面孔，他正举着远方客人送来的香蕉教孩子们怎样辨认和剥皮。山里的孩子平生第一次见识如此美味，李小棚说：“大家都尝一下，看是什么味道？要好好学习。我常给你们说，走出大山啥好吃的都能吃到，有了知识，有了工作，就能吃到很好吃的东西。”
这几句话算不得崇高，似乎不符合时下人们对一位优秀教师的想象。但孩子们对老师的劳动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原来老师在的时候，我们的成绩最高的是80分，低的还有5分、6分的，最低的是3.5分。李老师来了，我们有99分的，多半都上了80分。”
就是这样一个勤勤恳恳、正直善良的老师迟迟不能转正。我们一直在宣传中国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发展，但李小棚却在两年中连区区的一百元工资都无法拿到。那么多钱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二十多年前，我在长篇小说《新星》中曾写过一位乡村教师。那天，县委书记李向南去公社视察，看到年轻的女教师正在昏暗漏雨的窑洞中为孩子们上课。他在内疚与感动中走到台前对孩子们讲了如下几句话：“第一，你们不怕刮风，不怕下雨，学习齐努力，你们都是好孩子。第二，你们会有一个很大很亮的好教室。第三，你们长大以后，不要忘记，你们现在有个最好最好的老师。”
二十多年过去，很多山区孩子的境遇并未见有多大改善。2004年，大学生徐本禹走进大山，志愿为那里的孩子教书。他的行动感动了中国，也带动了一批理想青年走进大山。
然而，在肯定徐本禹的价值和意义时，必须看到，社会教育的成功要有制度的保证。当徐本禹们走进大山时，要能够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只有充分的物质保障，徐本禹才能坚持，也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新鲜力量加入其中。
(博主为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