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娃的营养餐问题，由国家和地方政府一肩扛起，我们不难感受到其魄力和决心。但是，随着营养餐安全和落实问题的频频曝光，政府垂直式的营养餐推广模式也遭受到了一些质疑：垂直体系是否不够灵活、内部运作是否缺乏监督？ 观照国外，民间力量也是活跃在营养餐领域的一支生力军，既能解决资金的缺口、又能发挥部分的监督作用，在我国，我们是否也可以培养政府之外的一支生力军？

借鉴

借助民间的支持和捐赠，印度政府花钱少、学生依然吃得好

160亿元，是中央每年对营养餐的投入。但是，这个数字在不少地方负责人看来，仍需更给力。贵州省学生营养办负责人建议国家将补助提高到每生每天4元，广西教育部门也坦承3元钱的营养餐补助标准确实偏低。

营养餐的经费多多益善，诚然是人们最乐见的，但是资金的缺口又如同一根硬刺在喉。邻国印度也实行了校园免费午餐计划，目前覆盖了1.2亿名公立及公助学校的在校学生，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为此投入近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0亿元，他们要用更少的钱去让更多的学生吃好饭。但是，相比国内频频爆出的营养餐安全、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印度版免费午餐却被一向苛刻的印度媒体评为“近年来印度各级政府执行得最坚决、范围最广、效果最好的一项法令”。

原因何在？找民间力量搭把手。

印度规模最大的免费午餐推广非政府组织Akshaya Patra Foundation基金会(以下简称APF)，每天为8个邦130万名在校学生提供免费午餐。基金会副主席达萨说，“APF的成功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据达萨介绍，该基金会的运作资金中，“44%来自各级政府资助，其余来自国内外的捐款。”

民间的力量，在中国也早已萌芽。由邓飞等500多名媒体人和国内数10家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免费午餐”，倡议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2011年4月2日启动至今，已在全国近130个县实施，2万余名学生获益。

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官员于明潇看来，“民间力量先于政策的尝试，能够为国家实施这么大规模的营养改善计划，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供借鉴，尤其对于地方政府的具体操作，发挥探路作用。”

话虽如此，但是营养餐推广过程中的民间力量，却总抬不起头：据了解，国内营养餐计划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投入的160亿元和地方政府筹措的财政支出，公募基金等民间力量所占比重较小。

无奈

面对学校违规只能选择撤出，问责机制缺位让民间组织有心无力

民间力量在营养餐门外踟蹰，原因并不单一。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对违规单位束手无策。

监督经费的落实情况，是民间组织必须要负起的责任。自从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推广免费午餐以来，免费午餐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肖隆君几乎跑遍了广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试点县。作为基金会负责人，他要四处突击检查，此外，基金会还有一支专职监督免费午餐实施情况的“计核小队”，更是神出鬼没，连肖隆君都不知道他们所在何处。

只是让肖隆君无奈的是，就算查出了问题，基金会也只能撤销对该校的支持，而无法做出处罚。“一些人的违规，却让孩子的午餐埋单，这不公平。”

专家认为，因为问责和处罚机制的缺位，学校、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所能发挥的第三方监督作用是很有限的。

对此，于明潇认为，民间组织应与政府形成合作互补的机制。

相似的情况，印度也曾遭遇。在推广免费午餐之初，印度也是难题重重：邦政府财力不足、不愿配套财政投入，学校缺食堂缺后勤、直接将粮食分配到家庭，贫困家庭拿分配的粮食换钱、孩子最终没能吃上午餐。直到2001年，印度最高法院宣布裁决，强制要求各邦政府向公立及公助学校所有一至五年级学生提供烹饪好的免费营养午餐，才从立法层面上强制普及了免费午餐。

肖隆君说：“学校违规，我们只能撤出。孩子们还不如没吃到午餐，刚推行两个月，又要回到过去挨饿的状态……”

尝试

政府与民间合作的“鹤峰模式”初见成效，家长也可纳入监管体系中

磨合虽有困难，但在营养餐计划实施中，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的新模式也在探索中。

湖北鹤峰县较早引入免费午餐，去年12月1日，全县43所乡村学校正式开餐。而在国家营养餐计划中，鹤峰也被列为试点县。

通常，出于管理的便利和捐赠资金的使用效率考虑，免费午餐会回避或退出营养餐计划试点学校，但在鹤峰，情况却有所不同。

肖隆君介绍，目前，鹤峰的营养餐计划与免费午餐同步推进，而且形成了合力。“现在，学生每天免费吃两顿，人均餐补4.5元。”国家补贴的3元钱，“被掰成两半花”：早餐1元、政府补贴0.5元，午餐2元、基金会补贴1元。

“鹤峰模式具有特殊性。”肖隆君说，在免费午餐进入前，鹤峰即已有县财政支持的“豆浆工程”补贴学生早餐，并不是每个地方的政府和学校都能有这样的基础。

在营养餐的推广上，印度确实有过人之处，但自身的问题也并不少，政府对社区和村级的项目实施情况还缺乏监督，部分学校也存在厨师短缺和食品质量问题。“国外的模式并不能照搬，但印度政府和民间机构通力合作的模式，值得借鉴。”于明潇说。

肖隆君希望，在实践中，通过民间组织的监督、媒体的曝光、政府行政力量的联合，“打出组合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