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吉中学历社教师严运龙认为课改虽有很多不足，但其积极作用仍不容忽视。
课改初衷是为了减轻师生的课业负担，但真正为学生们减负了吗？
深圳10年课改， 终向()举白旗？
晶报记者 吴建升/文 刘钢/图
7月10日前后，市教育局发布《关于深圳市初中综合课程设置的调整意见》，宣布为期10年的课改告一段落。此举立即在市民和教育界引起巨大反响。
“我女儿学了两年《科学》课，明年就要参加中考了，课程忽然变了，要是影响了我女儿的中考成绩，谁来负责？”福田区一位暑期后即上初三的学生家长不无担忧地说，“课改大事，要停起码也该举行听证会，一声不吭，说变就变，简直形同儿戏！”一位中学校长也向晶报记者抱怨，消息来得突然，学校措手不及，科学课老师一变四，调整起来非常头疼。
“以人为本”课改走过10年
当年为什么要课改？中文系教授、国家级精品课“中国现代文学”主编温儒敏，在去年12月深圳举办的课改研讨会上表示，是因为现有的人才培养方式存在两个重症，一是不讲差异，不重视发展学生的个性，不重视因材施教，限制了学生的创造力。二是教育“竞技化”，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都是这种竞争模式，对人的身心健康有害。从时代需求看，欧美最近几十年都在搞课改，非常重视创新型人才培养。改革不适应时代的教育制度与课程体系，是一种世界潮流。还有，就是现在孩子们学业负担太重，身心健康受到影响，从培养健全人格，从“以人为本”角度考虑，也迫切需要启动课改。
在这个背景下，本世纪初开始，教育部组织专家，对北美、欧洲、东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展的高中课程改革作了比较研究。比如美国培养中学生的指导思想是：培养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知识的能力，让他们掌握先进而实用的技术，引导他们把今天的学习和明天的工作密切地联系起来，为今后独立的生活做准备。
2001年，教育部在全国选择了38个实验区进行课改实验，深圳南山区成为试点之一，该年入学的南山各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新生实施了课程改革。2003年秋，深圳在全市初中推行了新课改。
与深圳全市在初中推进新课改不同的是，深圳教育的一面旗帜深圳中学，则走得更远，不仅初中与全市同步，而且在高中也进行了大胆课改。
深圳中学在新课改中敢于单骑独进，走在全市乃至全国最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资历显赫，全国闻名的明星校长王铮。2002年，王铮是北大附中副校长兼深圳南山分校校长。同年王铮转任深圳中学校长。2003年暑期，王铮组织深圳中学教师去新加坡莱弗士学院参观。回来后，王铮主持会议，将学校原来“团结、勤奋、严谨”的校训改成“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这在当时被视为王铮改造深中的宣言。
2003年9月，深圳中学开始实行导师加辅导员制，类似大学校园管理模式，而对学生实行“走课制”在全校八大学科全面开设选修课和必修课，学生可以跨班跨年级自主选修。于是，教室还是原来的教室，学生却在不断流动。每到下课后，同年级甚至同班的学生，却在寻找下节课不同的教室。
另一大举措就是“学生自治”， 深圳中学将学生事务基本都交由学生自我管理。王铮将校学生会定位为学生自治机构，同学们都可以参与到学校的建设和讨论中来，在鼎盛时期，全校有1/3的学生是学生会成员，先由学生普选出单元主席，然后单元主席每月轮值做学生会主席。日常事务中，学校领导和老师从原来的直接管理者，退居为指导者和顾问的角色。
2004年，深圳中学被教育部列为“全国高中课改实验样本校”，承担起相关的实验项目。
亲历了当年深中课改，现在某大学读研的一位李姓同学坦言，正是当年王校长的学生自治，让他和很多同学明白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那是一场真正的公民意识启蒙”。当时的业界及社会，也普遍将王铮的改革视为公民教育实验。而王铮也多次对外表示，培养一个自信的公民才是教育的真正意义。“人们一般认为，一所好学校，尤其好高中，要升学率高，特别是要升入北大、清华等国家重点院校这是教育的本真意义吗？这是功利教育思想，不能真正解决学生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绝大多数人的问题。”
课改教材：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大拼盘”
声音
“课改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
“这是一场上下都没准备好的改革，注定了难以为继。”深圳一位资深教育专家告诉晶报记者，“在上，教育部当年出了改革思路，与之相关的高考政策却一直未予调整；而各课改地区根本就无相关师资配备，都是仓促上阵，效果可想而知。”
布吉中学科学教研组骨干教师郑莹向晶报记者坦承，她大学专业是物理，在学校也教物理，突然间让她教科学，化学和生物她补起课来还轻松，难就难在地理，中学时一点都没学过，啃起来太费劲。学校最后还是决定由某一个教师教整个科学课。“我们采取的办法是，每到一节课前，对涉及的相关内容，由科学课老师与单科老师集体备课，把所涉问题都由单科老师讲清楚。”
实验中学科学老师陈俊彦告诉晶报记者，他学的是生物，任教也是生物。学校课改时要求单科老师直接教科学，对他来说，就是必须把物理、化学和地理的课补起来。“补课办法是在其他单科老师上课时去听课，第一学期要听60到90节，听后还要对重点进行点评，然后再熟悉课本，把里边涉及的生、理、化、地各科相通之处找出来，再去教学生。”
陈老师说，他直到第二年才开始慢慢体会到课改的目的和效果。“学校的科技活动，以前是老师让做什么学生才做，生怕自己去做了会出错。课改后的科学课让学生对科学产生了兴趣，觉得好玩，不少学生开始独立思考和探索，大胆去做实验，去寻找真相。”陈老师很遗憾学生这种进步在高中无法衔接上，因为高考在前，分科应试，又回到老路上去了。
布吉中学历社老师严运龙，在龙岗区课改前曾数次代表区里去南山区考察调研课改事宜，是龙岗区最早接触课改的教师。他认为，与科学课相比，历社老师在从单科向综合过渡上难度相对较小。“历社是历史加上部分地理及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这部分文科出来的人中学都学过，再捡起来相对容易。”
“课改初衷是为了减轻师生的课业负担，现在不但没减轻，反而有加重趋势。”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语文课程标准专家组核心成员崔峦，在深圳课改十年研讨会上表示，“老师教得很辛苦，学生学得很累，但是效果不是很好，课改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国家级精品课“中国现代文学”主编温儒敏也坦承，课改某些“亮点”没得到体现。比如“综合性学习”，动机设想非常好，问题是师资跟不上，综合课往往就是“拼盘”。
课改教材就是一“大拼盘”？
布吉中学历社老师严运龙说，“所谓历社课本，就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大拼盘’，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内容应有尽有，但各部分间缺乏逻辑关系，别说学生读起来一头雾水，就是老师要弄明白也很费劲。”
严运龙说，后来再看中考题，完全是新瓶装旧酒，没体现课改特色，改了等于没改，他开始为课改前景担忧。
福田区一位家长龚先生，提起历社教材，直斥其“脑残”，误人子弟。“中考后，我很偶然问女儿中国朝代的排列顺序，她竟半天回答不上。”他生气之余，把历社教材要来看了看，顿时目瞪口呆，“初一册开篇就是《我的家在哪里》，说的是社区功能等；历史部分，世界史与中国史穿插行进，中国各朝代历史亦穿插讲述，让人如坠雾中，难明就里，我才明白都是这教材坑爹啊！”
记者先后就历社教材访问过近10位家长，说法与龚先生相类。
作为科学课老师，布吉中学的郑莹认为，科学课本优点是重视启发学生探索的方法，但缺点是跳跃大、零碎、不系统，学生掌握知识的难度很大。
与历社课教材的一片骂声不同，科学课本却得到了私塾界人士的热捧。“朱清时院士主编的《科学》教材因课改中止而被放弃，我非常难过。”梧桐书院院主蔡孟曹告诉晶报记者，他仔细读过初中三年的六本《科学》，从朱清时院士的前言中就看到了科学教育的希望，他例举伽利略证明了单摆振动具有等时性而后发明了摆钟，从而引领学生产生科学兴趣。“这六本书的综合编排很合理，让学生对自然科学有总体的了解和认识，又不觉得科学难学，不困难是兴趣的开始，有兴趣后就不怕困难。”他说，尤其是每本书最后环节的“研究性学习课题”更是重点，让学生自己调查、研究、实践以培养学生寻求真理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