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在不少发达国家，学校的规划、建设，并不由政府部门说了算，而由汇集各方利益代表的社区教育委员会来决策，政府部门是决策的执行者。这样做，学校的规划建设才能充分吸收社区居民意见，综合考虑各方利益，也能尊重受教育者权益。我们要让“撤点并校”做到因地制宜，一定得请村民、学生家长参与决策，而且是“真参与”而非做做样子

“六一”儿童节前夕，温家宝总理赴湖南看望农村小学的孩子们时特别提出一项要求：“学校调整布局要实事求是，从农村实际出发。要根据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学生年龄、上学路途、安全等问题，建立或恢复一些农村教学点，不要让孩子们的精力都花在路上。有的教学点学生虽然少，但也要办好，要想办法帮助边远的教学点提高教学质量。”这番话表明，调整完善“撤点并校”政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层关注。

最近不少专家在为此事呼吁，因为有调研显示：“撤点并校”后农村学生的上学距离平均远了4.05公里，安全隐患增加；住宿生一年平均要花费1157.38元，农村家庭由此新添一项额外开支；还出现了大规模的教育资源浪费现象。过去10年间，我国的小学被撤掉了一半，多达371470所。

实际上，专家们的批评建议除了针对“撤点并校”本身，还针对着“撤点并校”的决策模式，模式不调整，今后很可能引发别的问题。

又是“一刀切”

我国农村的“撤点并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认为这是农村生源减少后的必然选择：由于一些自然村的上学孩子锐减，当地学校的学生人数已严重不足，没必要硬办下去；而“撤点并校”可以整合农村有限的教育资源，村里的孩子集中到条件好些的城镇求学，教育质量可望提高。

如果搞“撤点并校”前能广泛听取当地家长意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当是好事一桩，可在落实过程中，再次出现了“一刀切”的老毛病：有些地方有的乡村学校，学生其实不少，可政府部门也决定“撤点并校”，不把村民的意见当回事，或者根本没去听取意见。有些乡村撤掉学校后，孩子上学不得不步行一小时、两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路途遥远且路况不佳；有的虽有车可坐，但上学成本增加不说，破旧的车子、鲁莽的司机都叫人提心吊胆；有的学校安排了校车，却是不合格的。这些后续问题特别是安全隐患，有关部门并未上心。

撤并之后，孩子们的新学校，理所应当有更好的条件和更高的质量。但实际情况是，有的地方的一些城镇学校一下挤进了众多学生，本来还是“小班化”教育，结果不得已搞成了“大班化”甚至“超大班化”……

辍学率反弹

“一刀切”搞“撤点并校”的负面影响，比较显著的问题有四：其一，一些乡村地区辍学率反弹，上学路远、不够安全，一些农家干脆不让孩子上学了；其二，不合格校车、黑校车如随时会被引爆的炸弹；其三，低龄孩子在外寄宿越来越普遍，但由于条件设施较差，应当配套的生活服务和管理跟不上，小寄宿生容易发生行为和心理偏差；其四，琅琅读书声在很多村子消失，已经走了青壮年的今日农村越发缺乏生气。

上述问题，关注教育问题的专家和诸多乡村居民早已一再提出，但并没有得到重视；直到2008年，有些地方才暂缓强制性的“撤点并校”。2009年，国务院对此事提出意见，要求注意从实际出发，防止“一刀切”；还要求各地制订三年总体规划，根据城镇化发展和人口流动变化的趋势，促进学校合理布局和结构优化，涉及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

如何因地制宜？

“撤点并校”有着好的初衷，之所以发展成眼下的局面，有两方面原因。首先，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十分积极地“撤点并校”，似乎并不真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为乡村学生着想，而是想借此减少办学点，进而减少教育投入，同时让自己更方便地管理学校。

其次，我国的教育决策机制，虽说要听老百姓意见，但听不听以及听了之后采不采纳，权在行政部门，也就是说，“撤点并校”这种事，只要相关政府部门决定要干，就没有干不了的。

在不少发达国家，学校的规划、建设，并不由政府部门说了算，而由汇集各方利益代表的社区教育委员会来决策，政府部门是决策的执行者。这样做，学校的规划建设才能充分吸收社区居民意见，综合考虑各方利益，也能尊重受教育者权益。我们要让“撤点并校”做到因地制宜，一定得请村民、学生家长参与决策，而且是“真参与”而非做做样子。

“撤点并校”好事没做好，又一次给了我们教训：必须建立科学、民主的教育决策机制。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指出，“要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规范决策程序，重大教育政策出台前要公开讨论，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原则摆在那儿，落实有待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已表示，我国农村中小学数量仍然呈现下降趋势，将采取措施遏止盲目撤并学校，所有准备撤并的学校必须征求家长意见。但愿这一规定能切实得到执行。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