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北京6年了，9岁的孙文慧去过的地方只有天安门和苹果园，而后者就成了她眼中“最繁华的地方”。
她在五里坨小学念书。那里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最西边的城乡接合部，距离这所学校最近的地铁站就是苹果园。从五里坨小学到苹果园，用孙文慧的话说是“进一次城”，需要40分钟的行车路程。
虽然是所公办学校，但五里坨小学的生源构成一直比较复杂，其中来自外地的孩子就占到65%。孙文慧所在的班级是三年级一班，已在该校执教20年的陈学梅是她的班主任。班上一共有23个孩子，其中14个来自外地。
陈学梅说，在这里，每个外地的孩子都有不一样的经历，尽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流动儿童”。
“最想考的大学”是小学附近的一所中学
老家在山西的孙文慧3岁那年，随父母一起来到北京。
仅有的两次出门经历，让文慧对北京更多的印象还停留在想象之中。一说到苹果园，她立即从凳子上站起来，“我真的特别喜欢苹果园，那里有很多好吃、好玩的！”
那一次，妈妈要去苹果园买东西，就拉着她一起去。一直住在农村的文慧头一回见到“那么多高楼”，她说自己当时很害怕，“就抓着妈妈的手，不敢松开，怕迷路了。”
至今她还以为，苹果园就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方”，“要是妈妈能再带我去一次就好了。” 说到这儿她坐下来，低下头说，“他们都太忙了，没时间带我出去玩。”
孙文慧的父母都在学校附近的市场做生意，一个卖香肠，一个卖水果，俩人每天回家几乎没有早过夜里12点的。她是家里的老大，父母不在家时，就由她看护6岁的妹妹和5岁的弟弟。
弟弟妹妹调皮，并不听从这个只比自己大三四岁姐姐的管教，“我管不住他们，一说他们，他们就哭，他们一哭，我也哭。”
比起孙文慧，老家四川的高欣宇要幸运得多：“我去过‘鸟巢’、故宫、天安门，还有长城，长城我都爬到顶了！”
聊起将来的梦想，围坐在一起的孩子们开始有些不守规矩，不举手便说了起来。王子晨是其中一名来自北京当地的学生，他抢着说，“我要考最好的大学！”
“我也要考，也是最好的！我要考京源(京源中学，石景山区的一所重点中学)。”高欣宇说。
坐在一旁的王子晨扑哧一笑，站起来指着高欣宇，红着脸纠正道，“不是！那是中学，不是大学，最好的大学当然是清华、北大。”
然而，这两个名字对高欣宇来说，却十分陌生。一脸茫然的他讪讪地说：“我没去过，我哥也没跟我说这个……”
在高欣宇的世界里，他的表哥几乎就是他了解外界的唯一窗口，他说，“表哥就跟我说最好的学校是京源，没提过清华。”
一纸户口划开的两种心态
刚转到学校时，高欣宇还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这让他成了同学中的“异类”。他指了指坐在一旁的王子晨说：“他当时就特别爱笑话我。”
听到这里，王子晨不乐意了，“你瞎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歧视过你。你讲了一口我完全听不懂的话，怎么搭理你？”
在同班同学中，即将满10岁的高欣宇年龄最长，不过，他却从未体验过当“大哥”的感觉。他觉得，北京的同学总是歧视他们这些外地来的孩子。以前，就有女生指着他说：“你们这些人，太脏了！”这让高欣宇感到很不舒服。
不过，一段时间之后，讲方言的孩子学会了说普通话，他们也就和北京同学慢慢地玩到了一起。“我没觉得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不同，我也很愿意教他们说普通话。”王子晨告诉记者，高欣宇是他现在最好的朋友之一，“我爸爸也有很多外地朋友，所以，他也不会嫌弃我交外地的朋友。”
相比之下，高欣宇的顾虑多一些。他听爸爸说，因为他们是外地人，没有北京户口，所以就有很多当地人“歧视”他们。高欣宇不知道父母在外面受到了怎样的歧视，他只知道，“爸爸送煤气，需要买车，但不能在北京买，他就只能骑着电动车跑去天津买，然后再把车从天津开回来。”
因此，高欣宇特别想有一个北京户口。他笑着说：“我现在也有北京户口了，我妈在银行给我办了一个，还存了3000块钱。”
其实，高欣宇的妈妈只是在银行填了他的户口信息。
“我想一直在一个地方待着”
到了课间，班里大多数的孩子跑到楼道里追逐打闹。一个名叫高海波的学生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停地抠着手指头。
“不爱说话”是老师和同学们对他共同的评价。来了3个月，班上还有一半以上的同学和他不熟，甚至没说过几句话。即便是私下里聊天，他也像上课一样坐得笔直，只是点头、摇头或是几句简短的话。
4岁前，高海波和爷爷奶奶还有两个姐姐一起住在江西老家。每到过年，在京打工的父母总会带一些好吃的零食和漂亮衣服回去看他。直到上小学，高海波才跟父母一起来到北京。
他刚转到这所学校来的那段时间，孙文慧常常主动去找他玩，“但他总是不说话，我觉得他不愿跟我玩，我也就不去找他了。”
被问到为什么不爱说话时，高海波依旧紧闭双唇，过了许久，他轻轻地说：“我害怕，我怕说错话有人打我。”
高海波告诉记者，在此前上的一所学校，他经常被一些同学欺负，渐渐找到了一种保护自己的“方法”——不说话。
这种沉默，不仅仅是在学校。回到家中，父母经常问他，在学校里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老师又教了什么新内容。面对父母的关心，高海波仍是“不想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不过，在和远在老家的爷爷奶奶通电话时，高海波却有说不完的话。“听到我在学校里交到了什么朋友后，他们特别高兴。”这也是他最开心的时候，“我很想他们，希望他们能来这里跟我一起住。”
这个想法一直压在高海波心里，从未和他的父母提起过，“我不想再换地方了，我就想一直在一个地方待着。”
和高海波不同，高欣宇来到北京后一直在五里坨小学读书，但他也有自己的困惑，因为他有一个总在“流动”的家。
“我好讨厌搬家！我们以前住的地方要拆了，就得搬家。”高欣宇已经记不清自己搬过多少次家了。他唯一记得的是，每一次都要帮爸妈拿很多东西，有时候，手里的东西太多拿不下，掉在了地上，还会惹来父母的几句骂。
“我们不想走，我们想留下”
高欣宇还有更怕的，那就是他所说的“火肉大餐”，即他父亲的皮带、跳绳加自己的屁股。他是班里出了名的“捣蛋鬼”，在课堂上总不能集中注意力，成绩也不好，为此，他不知道挨了父母多少顿打。
每当学校找家长来，问为什么打孩子时，他父亲总会撂下这样的话，“我们那么忙，这孩子还这么不争气，该打！”
面对父母的“忙碌”，孙文慧却很能理解他们，“他们要赚钱，要供我上大学，确实很辛苦！”她的理想是将来考到大学学医，“当了医生，以后爸爸妈妈要是病了，我就可以给他们看病。”
她的这个梦想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妈妈告诉我，上完六年级，我就要回老家念书。”文慧说。在这个班上，每年都会有一些学生离开。他们为什么要走？走之后去了什么地方？文慧不知道，就像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离开一样。
和文慧一样，流动青少年中的很多孩子，都要面临这样的命运——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而为了跟上老家的教学进度，他们必须提前几年回到老家。
回家，本是个很温馨的字眼， 文慧却一点也不喜欢。她还担心，在这里读的时间越久，和小伙伴们分开的日子也越近，“我舍不得这里的小伙伴。”有时候，想着想着，她就掉下泪来。
另一个孙文慧不愿回去的理由是，不想与一直以来和她生活在一起的父母分开，“我跟妈妈说，你走我才走。”然而，妈妈却没有给她明确的答复。
高欣宇也不想走，“我经常为了这个偷偷流眼泪。”他害怕自己到了新的环境以后，不能适应，就像刚开始来到这里被嘲笑一样，他更不愿意离开这些已经熟了的同学。“去了那边我就没有朋友了。”他说。(实习生 李林 记者 邱晨辉)
记者手记：除了有没有学上还要关注他们有没有融入
和留守儿童比起来，流动儿童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对他们自身的成长无疑更有利一些。但大批农村孩子进入城市后，会面临各种问题，在哪里上学，学什么，在哪生活，如何生活得更好。用南都公益基金会的第一届秘书长徐永光的话说，便是“两难”：上学难和融入难。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史柏年开始关注流动儿童，成为最早关注该群体的学者之一。他注意到，当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进入人们视野，大批的报道开始涌现。“救救外地民工的孩子， 谁向他们敞开校门” 、“ 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难不容忽视” 、“ 公办学校何时敞开大门” 、“ 民工子弟课桌应该安在哪里” 、“创造条件让流动人口子女上学” 等呼吁声不绝于耳。
如此呼声下，流动儿童上学难的问题，也随着相关政策的制定，有了一定的解决思路：“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各地政府也陆续开始出台政策，用公立学校吸收、审批符合条件的打工子弟学校、支持公益办学等方式，让进入城市的孩子能够上学。
然而，“上学难”的问题尚且可以通过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得到缓解。“融入难”却一直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
有学者认为，能够在父母身边读书，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够被城市主流社会所接纳，更不意味着这些孩子可以顺利地变成城市新公民。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他们能跨越城乡文化差异，适应大城市、新学校的生活，为未来的人生做好知识上、技能上、心理上的准备，也需要城市主流人群能给他们以平等、尊重，视他们为未来城市新文化的共同创造者，让他们找到认同与归属。
北京蓝天二中校长张大力告诉记者，“城市文明”和“孤岛文化”大相径庭，融合问题想得到解决，必须先改变城里人的观念。作为第一所专门招收流动儿童的公立中学，该校也希望这些孩子能够成为与大都市相和谐的新北京人。“爱他，帮助他，成就他，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不过，在实际的融合中，却出现很多问题，譬如如何让流动儿童和当地的孩子交上朋友、学业如何跟得上，乃至如何去感受这座城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