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儿讲的中国教育，专指基础教育，也就是从幼儿园、小学、初中，直到高中。专讲这一块教育。

要认识中国的教育，必须认清中国是一个二元化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既具有发达国家的特征，同时又保留着发展中国家许多落后方面的特征。这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无不如此。

比如：2010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排名世界老二的位置，但从人均经费占有看，它一下子排名世界最后的几十位。当然，《中国震撼》的作者张维为不这样看，他不同意采用GDP的计算方法，他提出采用购买力平价、住房自有率和人均预期寿命这三项新的指标。按照这三项新的统计数据，中国其实在1992年经济规模已经超过日本。而我仍然采用老的统计数据，无非说明，中国是一个两元化国家。

中国军队的数量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中国军费近些年也有上升，它的军力怎么样？讲不清楚。

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一票否决权。纵观中国在联合国所有一切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几乎没有。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纵观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的将近170年间，中国对这个被称之为“地球村”的世界，在现代世界文明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没有？几乎没有。

教育也是这样。一方面象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深圳、苏南、浙江和重庆的一部分，在教育公平、教育质量、保障水平、管理制度、教育体系、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服务贡献等一系列指标方面，这些地区的教育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另一个方面，我国东北、西北、西南、两湖、两河等许多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农村地区，教育还相当落后。当然，这些省份最好的学校拿到国际上去比，也可称得上是最好的学校。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海PISA2009年测试。当2010年12月，由OECD组织(国际经济和发展合作组织)向全世界公布PISA测试(国际中学生评估项目)成绩(这次测试有65个国家和地区约50万中学生参加)，上海学生在数学、阅读、科学三大领域测试的成绩均居世界第一。仿佛一颗原子弹，在国内和国际引发了巨大反响。

国外有这样的评论：对中国连续30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他们虽也震撼，但骨子里仍然看轻，认为你们是“经济暴发户”；当看到了上海PISA测试的成绩，联想到“如果中国2009年能在上海做到，2019年就能在10个城市做到，2020年就能在20个城市做到”(曾担任里根任内教育部部长切斯特·费恩的观点)。国外友人从深层次感觉到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原因所在。我觉得这位美国部长的话是非常实际与中肯的，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举国体制，只要决策正确，是完全有可能在短期内在许多大城市做到。而我最近这些年来，几乎每年参加“京津沪渝”四个直辖市和“华东六省一市教研室主任会议”(照片2)，凭我的直觉，如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广东、深圳等省市参加的话，他们的成绩一定不差。

也许美国对上海这次PISA测试的反应是最强烈的。他们打了个比方：当1958年前苏联成功发射地球卫星时，美国受到刺激；当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索尼随身听风靡世界时，美国受到刺激；当上海PISA测试成绩公布时，美国又一次受到刺激。

美国又是世界上最具危机意识的国家。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1月25日发表第二份国情咨文时，在一个小时的讲话中，他四次提到中国，其中一次提到：“中国儿童受教育早且时间长，他们着重于数学和科学领域的教育。”奥巴马又称，中国在教育及科技领域潜力巨大，美国应把中国当做榜样。

无独有偶。美国最近一本由华裔教授蔡美儿写的《虎妈战歌》，在美国热议。当上海这次PISA测试成绩传到美国，进一步引发了对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育子方式的不同、两国教育方式不一的争论。美国媒体是清醒的。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这本书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关于如何教育孩子”、“应把此书作为鞭策美国人奋发向上，应对全球挑战的集结号。”《虎妈的咆哮》作者保罗也说得很好：现在并不是争论中美两国教育孰优孰劣的时候，但“努力工作，坚持不懈，少找借口，这些成功的良方，无论对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来说，大概都不会有争议吧！”

我曾担任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将近10年，我到过许多国家，参观考察了许多国家的教育，参加了许多国际教育会议，也接待了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几十个国家，以及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教育代表团。(照片3、4、5、6)有一次，我接待了一个35人美国顶级中学校长代表团，当我向他们汇报上海二期课改的一些思考与做法，当我讲了一个多小时讲完的时候，他们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美国校长说：“我们现在做的，你们都已想到了，而你们的许多思考，我们还没有想过。”又有一次，一位新加坡教育部长对我开玩笑地说：“上海有将近200万青少年儿童，有13万中小学教师，而整个新加坡只有300万人，那你的教研室主任比我这位部长大多了。”我每次在接待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地区教育代表团的时候，他们都表达了对上海教育的尊敬，纷纷与我拍照留影。我从这些掌声、赞誉声和欢笑声中，体验到了上海教育在各国和地区教育同行中的地位。我的胸中会升腾起无比的自信与骄傲。

我传递这些信息，是告诉中国的教师，中国教育在国际上是有地位的。对中国教育，应当有足够的自信。

当然，我们还有许多落后的方面。我1992年至1995年曾在上海市智力开发研究所当过4年常务副所长。智力所是为教育部服务的，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和观察了中国许多地区的农村教育。有时，我们进学校之前的心情是很愉快的，当从学校走出来的时候，早已泪满襟了：这些学校“硬件”差倒是在其次，几乎所有学生上课昏昏沉沉，学生生活枯燥乏味，一节课几乎没有人发言，这些孩子在课堂里没有一种儿童快乐的哪怕一丁点体验。当然，最近这些年中国农村教育，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94年我在贵州从江县(国家级贫困县)搞调研时，那里的中小学教师在海拔4000多米的山上，连山下有火车也不知道，他们一直有一个愿望：下山去看看人间真实的世界。而最近这些年，我给来自西藏、新疆、云南、贵州、甘肃等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教师讲课时，他们不再给我谈经费，不再给我谈校舍，很显然，在他们眼里，经费与校舍已经好多了，他们感到满足了。他们心中强烈的愿望是：把上海先进的教育理念学到手，带回去，与当地教师分享。

以上讲的这些经历，使我对中国教育的许多问题，较前更为清晰和成熟。因此，要讲中国教育，必须了解中国二元化的国情，必须懂得立体地观察中国教育。

由如何认识中国教育，引发了一个一直萦绕在我脑际的思考：即如何对待中国的学校？如何对待中国的教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将决定中国教育的下一步怎样走得更稳妥、更自信、更健康。

眼前整个社会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许多中国民众把本质上属于社会的矛盾，比如“绝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请家教、学生学业负担和心理问题严重、大学生就业难等等，一古脑儿说成是学校和教师引起的。许多媒体往往从一些极端的个案，或采访了部分家长的一些谈话，马上把它放大为整个社会对教育的认识。由此对中国教育大加鞭挞。从整个社会对“尊师重教”的认识来看，我认为进入一个低潮期，在这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即使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相比较，“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也明显削弱。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谁都可以随意地对教育横加指责，好像谁都成了教育家，这是很危险的！

目前，对中国学校和教师的认识，走入三个误区：

其一是“言必称希腊”。某些师范院校的教授，翻译了西方的几本教育著作，对学校里天天都在发生的变化，几乎一点不了解，就把西方教育讲得“花好桃好”，把中国教育骂得“一塌糊涂”。

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2008年底，参观与考察了4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教育。我谈谈观感：

倘若我们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与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相比较，那么我们的城市，无论在硬件与软件上，都超越了他们；如果我们这些城市之间也搞一个PISA测试，那么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不是我们的对手。

再看发达地区板块的教育。1个浙江省等于5个希腊，1个江苏省等于7个希腊、10个比利时。希腊和比利时都算发达国家。倘若我们以苏州与瑞士相比较，苏州是800万人口，瑞士是700万人口。瑞士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苏州与瑞士相比较，那苏州的硬件与软件，超越了瑞士，如果也进行PISA测试，那么瑞士也不是苏州的对手。

再比较落后地区的教育。我曾在1992年1月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印尼雅加达的一次会议，参与编写为亚太地区教师的培训手册。有一次，会议组织者让我们十多位编写组成员考察雅加达农村的一所小学。我印象很深的是，整个教室没有课桌，小学生的神情木讷、呆板。隔了几天，我们又去参观一所小学，就在小学校舍的附近，在极为简陋与破旧的房屋边，站立着七、八位失学的儿童。(照片8、9)此情此景，尽管已过去将近20年，我仍印象深刻。无庸讳言，那时我国农村小学的状况也很差，但我最近几年看到的中国最偏远地区的农村小学，已经很难找到如同当年雅加达这样落后的农村小学校舍了。

我举以上例子，只想说明，我们许多“专家”没有意识到：认清中国国情是认清一切问题的依据；倘若要比较，必须实事求是地比较，真的要把中国教育搞好，只能依靠中国的教育工作者，跟着别人跑，决计是没有出息的。

其二是以偏概全。抓住某些落后地区的教育，或者极个别教师的特殊个案，不加分析地把一盆脏水泼洒在中国所有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头上。前些年，报纸报道南京地区一位幼儿园教师用熨斗烫几位小孩子的脸，这样的事有没有？我相信有。但这种几十年才发生一次的典型个案，值得这么大肆渲染吗？我从电视视频看到，对这位教师的评价躲躲闪闪，为什么报道时不客观一些呢？美国差不多每个月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人家是怎么报道的？还有，我们为什么不睁大眼睛看一看，我们还有95%以上教师，他们非常努力地工作着，为什么不去歌颂他们？！我在2006年春在上海一所小学给300名小学校长讲课，我记得那天是双休日，雪下得很大，交通也很拥挤，当九点钟我踏上讲台时，只看到礼堂齐刷刷坐满了300多人。我是流着泪上讲台的。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么好的校长？！我们为什么不去颂扬他们，善待他们。

其三就是前面提到的，把原本属于社会自身的矛盾与冲突，一古脑儿说成是由教育带来的。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如何评价上海的一期课改与二期课改。

上海一期课改时(从1988年至1998年)，新闻界朋友天天报道上海学校的发展，报道上海优秀校长、教师的先进典型，报道课改带来的新变化。那时，上海民众对上海教育是满意的。从1998年至今开展的二期课改，其本质是上海一期课改的深化与完善，上海的学校还是那些学校，上海的中小学校长、教师比过去更努力、更勤奋，上海教育客观地讲比过去更进步。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近几年，上海派出参加国际和国内学科竞赛的教师和学生，只要派出去，一定拿大奖，拿一等奖。问题是我们的新闻界朋友发生了变化：一些报刊杂志专找极个别教师的特殊个案加以渲染，而对绝大多数的那些非常优秀的校长和教师的努力视而不见。上海的教育仿佛成了“孩儿脸”，一下子从原先人民群众“最满意的”很快变成了“最不满意的”。事实真相果真如此吗？经常在媒体上报道教师中的极端个案而不去正面弘扬绝大多数教师的先进事迹，这样做会把人心搞乱。

我想强调的是：许多社会矛盾映射在教育上，依靠教育一家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决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学生课业负担重。毛主席他老人家对这个问题批示过许多次，毛主席批示的严厉性，已经把话说到头了。他老人家在其他所有领域讲的话，真的是“一句顶一万句”，唯有学生课业负担重，他讲的话几乎不起作用。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中国从城市到农村，几乎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教育。家家户户重视教育，这是天大的好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民众对教育重视的热情。正是中国民众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才是中国教育改革最深厚的动力源泉，也是中国上海首次在PISA露脸就取得好成绩的深层次原因。再举个反面的例子，2011年5月至6月在英国许多城市发生的严重骚乱，当然有其黑社会背景，但更可以从英国青少年的教育失策寻找原因：这次骚乱的主力，有90%的成员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英国14岁至17岁的青少年，有9.5%几乎没有受到教育，更可怕的是，英国许多家长根本不关心子女的教育，这次骚乱中，一大批中产家庭的子女也参与其中。二是，至于中国许多老百姓的“育子经”，是从地铁、公共汽车、街谈巷议中得到的，其中有许多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这很正常。就象每一位妇女在生孩子时必须有“阵痛”一样，每个家庭教育子女，也都必须经过这个“阵痛”。学校也是这样，在教育学生方面，学校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个别教师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做法，这很正常。世界各国的教育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当一出现问题就变得神经质，好像让孩子放在密封罐里培养才最安全。这种思维和处理方式才是真的出了大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的中小学教师，在时下整个社会都处于历史重大转型时期，当着整个社会弥漫着骄躁的浮夸风气时，他们还能心神气定地努力教育学生，他们真的不容易，非常了不起。

问题倒是出在我们许多带引号的专家身上，他们把教育骂得“一塌糊涂”，对教育一味地横加指责，为什么不能放下身架，和教师共同生活几天呢？我相信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看法完全会变。因此，我的建议是：要做真正的专家，少些指责，多些建设性的建议；少些不讲道理的谩骂，多些善意的发自心底的真诚激励。

教育在世界各国都是一块圣洁的土地，它需要浇灌、培育和精心呵护。“尊师重教”历来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以我们的邻国韩国为例。韩国的普通初中教师，年薪在40至50万人民币左右，他们的福利待遇比较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更高，如果在聚餐时知道有一位是教师，其他人一定会向他敬酒，如果知道人行道上有一位教师，其他人一定会让教师先走。当然，韩国教师非常自律：学校里绝不会出现师生恋；教师晚上批改作业，倘若晚上一、二点钟还没批完，一定会把作业批完为止；教师几乎不上电视台，认为话讲错了，会有损教师形象。这就保证了韩国这样一个东亚地区的小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在战后的几十年间，很快跃上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以上例子说明，唯有尊师重教，一个国家才显得富有生气、精神振奋，才有凝聚力。教育是整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基石，它容不得任何人随意鞭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