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素质教育，已经喊了整整20年，但目前的状况依然是：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为什么实施素质教育这么难？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原主任王厥轩在新近出版的专著《中国教育绝不输给美国》中指出，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社会中的诸多矛盾都一一反应在教育领域内，使得素质教育陷入了各种各样的纠葛内，这样的状况可能还将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社会评价与教育评价充满矛盾

人们虽然口头上喊着“行行出状元”的口号，但在现阶段，整个社会还存在高低贵贱之分，等级制、官本位现象非常严重。这种社会现象与素质教育的实施充满矛盾。

王厥轩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主要考虑国家与社会的公共利益，也就是如何把每一位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学校要真正实施素质教育，着眼于人的解放，就需要社会的工资价格体系更趋向于科学与合理。此时，国家、社会、每所学校、每个家庭与每个学生，才会在利益上趋于基本一致。

他举例说，有一名叫张燕的学生，是美国一家大公司驻上海的总代表。她说，在美国，那些铺地板、贴墙纸的装修工人，或者开“的士”的驾驶员，收入比美国大学教授的工资还高。这让她恍然大悟——美国的工资价格体系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美国民众就用不着千方百计去挤大学那座“独木桥”，学生的分流相对容易。

信息爆炸时代与课业减负相悖

第二对矛盾存在于信息爆炸与学生课业减负之间。

如今，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各类学科不断发展，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综合加剧，随之产生诸多交叉学科与边缘学科。另一方面，学生的学习时间与空间越来越有限。此时，面对不断膨胀的学科，面对网络传播无穷尽的信息爆炸，学生们在生理与精神上的学业负担越来越重，相当一部分学生往往被“学习”打垮。

谈到学生课业负担问题，王厥轩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不应该那么重，他们应该享受阳光，健康成长。至于高中生，他们的身体长好了，多做半小时作业或少做半小时作业，多睡半小时或少睡半小时，关系应该不大。所以，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必须从小学阶段做起，这符合中国的国情。

弱势群体难以负担素质教育成本

王厥轩还认为，实施素质教育从深层次分析，还有一个问题应引起特别注意：那就是不应扩大弱势群体的竞争劣势。

他进一步解释，应试教育本质上考查学生什么？它考查学生的“知识”与“智力”，这对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学生、农民工子弟、下岗工人子弟，对于处于弱势群体的孩子而言，他们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智力水平和更加勤奋的努力，争取在“知识”与“智力”上的优势竞争地位。而素质教育考查学生什么？它考查学生的“见识”与“修养”。而“见识”与“修养”，可能更多地与学生的家庭背景相关联。为了“全方位”与“立体式”地实施“素质教育”，每个家庭都需要增加教育成本的投入，一是投资时间加长(“绝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二是投资力度加大。

恰恰是这两条，弱势群体的孩子无法承受。目前处于弱势群体的孩子更愿意讲“分数上的平等”，而非常不愿意讲“素质上的平等”。

教育的许多矛盾，本质上是社会矛盾在教育中的反映。王厥轩认为，无论是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其本质是一个人的地位竞争规则。一些处于下层或弱势群体的孩子从大学毕业后走上社会，他们往往会发现：在现阶段，知识难以改变他们的命运。

中国教育需培养人的主体精神

教育应具备两大功能，即社会工具价值与培养个性价值。华东师大教授叶澜在她的《叶澜自选文集》中，曾表示：政府的教育决策历来只强调教育的社会工具价值，忽视教育在培养个性、使个人的潜能得到尽可能发展方面的价值；政府总是要即时的、显性的功效，忽视或者轻视教育的长期效益。这种偏差倘若不纠正，中国的教育不会出现质的进展，也难以从根本上走出困境。叶澜还认为，21世纪的教育，就该呼唤人的主体精神，即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独立人格、对现实社会的分析批判能力。

王厥轩强调，叶澜教授的见解耐人寻味。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教育的社会工具价值与培养个性价值两个功能问题上执其一端，忽视与否认另一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对的。尤其是在21世纪的今天，若再用二者择一、非此即彼式的思维方式认识教育功能这样复杂的问题，无论如何是不足取的。

本报记者 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