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华中师大生科院“人类性学”专业方向的研三学生彭露露在求职中屡屡碰壁，成为新闻关注的焦点。她想当一名性教育教师，但无法对口就业，我国中小学根本没有这样的编制。
与此同时，首师大性健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却在为中小学性教育的师资难题而苦恼。去年年底召开的“北京市第三届中小学性教育交流会”上，承担性健康教育课程的老师们列出了他们面临的一系列难题：欠缺背景知识、难以把握尺度、缺少交流平台、亟需专业指导……“师资难题阻碍了性教育的发展。”张玫玫说。
这样的悖论，只是我国中小学性教育尴尬现状的一个缩影。
在我国，让性教育伴随孩子的成长，为其成为健康、自信的男人和女人作好铺垫，只是性教育的理想。家长遮遮掩掩、谈性色变；学校欲说还休、上纲上线，才是性教育的现实。
这理想与现实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距离？
与其说这是一个问题，不如说这是一种现象
“我真的要崩溃了。”
在青少年性教育专家、国家级心理咨询师邓军面前，初三男生张建（化名）坐立不安。
“每天放学我都骑车送她回家。那天，天气热，她脱下了校服，里面穿着没领没袖的短衫，笼罩着她那少女的身体，我控制不住，不顾一切地拥抱、亲吻她，没有言语，有的是心跳和难以克制的冲动……”
张建口中的她是与他同班的“女朋友”。
从此，这种青春的萌动与“进一步”的想象，总是在张建的脑海中浮现，临近中考时，他的成绩由班里前五名落到了倒数第五名。
作为为少男少女解答青春期问题10余年的心理咨询师，邓军对中小学生产生的关于“青春”与“性”的困惑已司空见惯。类似的案例也常常见诸报端：
北京一名9岁男孩留下遗书离家出走，原因是跟他拉过钩的那名女生不理他了。
女孩晓伟从小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男生，在初一月经初潮时，十分烦躁，跟妈妈又哭又闹。她质问母亲：“你真没用，为什么不把我生成男孩？”
一名重点学校的高一男生，趁着自修课向前排女生借橡皮的机会，捏着女生的手一直不放。班主任问男孩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男孩可怜巴巴地说：“老师我错了，我很想去摸一下那个女生的手，想了三天三夜，不知道该怎么办……”
“与其说这是一个问题，不如这说是一种现象。”邓军说，“少男少女进入青春期，生理上出现第二性征明显发育，心理上也经历着变化。在荷尔蒙的驱动下，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出现性的萌动，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阶段。”
早在2004年，孙云晓与张引墨就采访了13名发生过性关系的中学生，写成了《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有人总结，该书至少讲述了这样几个事实：这些学生半数以上是师生公认的好学生；他们三分之一来自重点中学甚至声名显赫的学校；他们初次发生性行为时100%不用安全套；他们有过性行为的事实其父母与老师100%不知道。
“无论父母是否愿意承认，无论你的孩子成绩好还是成绩坏，你那正处在青春期的孩子也许正经历着性的困惑和压抑，如果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宣泄这种性冲动，也许他们做出的事情足以让你大惊失色。”邓军说，“这在价值观越来越多元、信息越来越丰富、诱惑越来越多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闵乐夫对青春期教育关注多年，他这样总结当今正在经历青春期的学生面临的风险：“他们既面对现代社会对人才要求不断提高的考验，面对家长、老师的高度期待，面对生理发育和对性的蠢蠢欲动，还要面对媒体的冲击与诱惑，他们的成长难度加大了。”
“男孩女孩怎样面对性，这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话题，需要社会、学校、家庭为他们作好铺垫。”邓军。
连教师都是一个“嗷嗷待哺”的群体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针对六年级学生的辅导活动中，郭霄老师巧妙地设计了男生女生背靠背夹球走的游戏。学生在活动中发现：两个人距离太近，球就挤破了，距离太远，球就会掉，从而领悟到，男女有别，交往有度。
这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在首师大性健康教育研究中心及北京性教育研究会《北京市中小学性教育模式初建》课题组的指导下，进行的性教育试点教学。“走进青春期”、“男生女生”、“我从哪里来”等都是该校性教育课的内容。目前，北京市有30多所学校参与了该课题。
2010年11月，该课题组还推出了《北京市中小学学校性教育大纲（草案）》，以指导北京市性教育试点学校开展工作。但是，该大纲并没有强制性，并非所有学校都能将性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对于我国当前性教育的整体现状，总课题负责人、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张玫玫的评价是“极不令人满意”。
“性教育能否开展往往取决于领导的重视程度，开展得是否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资质。至于中小学性教育体系是否建立了，很多人并不关心，这是中小学性教育可持续开展的大计。而目前，一些学校开展性教育的目的仅是为了避免出问题，采用的多是简单说教、禁止甚至恐吓的方式，忽略了性价值观的提升、其与人生观的关系等关键教育的进行，使性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张玫玫说。
其实，性教育在我国并非无“历史”可言。
张玫玫介绍，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周恩来总理就提出应该开展性教育。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部分内容主要还是从生理角度来讲的。改革开放之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相关项目通过我国教育部门选择了北京、上海、沈阳等城市，以项目的方式推进性健康教育。1988年8月，原国家教委和计生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1996年、1998年又发出了《关于开展和加强青春期教育的通知》，明确要求学校开展青春期性教育。2008年12月，教育部下发《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学校通过学科教学和班会、团会、校会、升旗仪式、专题讲座、墙报、板报等多种宣传教育形式开展包括性教育在内的“健康教育”。
但是，至今，性教育仍然没有进入国家课程体系，只是一些学校作为校本课程进行探索。在大多数学校，性教育仅作为生物课或者卫生课的一部分出现，内容也局限于一些生理知识的普及，而性教育的内涵远不止于此。
“退一步讲，即使是最简单的知识普及，很多老师也讲得不到位、不科学，自己首先会面红耳赤，给孩子传递了一种谈及性的耻辱感。”张玫玫说。有的老师让学生自己看书，有的老师只给学生放片子，自己坐在教室的最后排，不敢与学生对视。
在农村，性教育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邓军记得，一次去青海循化县的一所希望小学作性教育讲座，她发现孩子们连什么是青春期都不知道，老师平时从未讲过这样的话题。
“优质师资匮乏是性教育面临的首要难题。”闵乐夫介绍，“性教育涉及心理、历史、文化、人类学、宗教、法律等多学科知识，对教师要求极高，但我国中小学没有性教育教师的编制，性教育往往是由心理教师、生物教师、校医来进行的，而且没有统一的教材。”
“高校也无法将性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对外招生，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在找工作时面临着无法对口就业的尴尬。”张玫玫说。
因此，老师们在业务上的困惑感很强烈。
北京市大兴教师进修学校德育研究室韩景贵说，承担性健康教育课程的一线教师普遍反映，在教学中如履薄冰。“在性教育课堂上，应该更开放一些，还是更保守一些？在一些问题上，讲多少，讲多深？在术语的使用上，该模糊还是清晰？这都令他们困惑。”韩老师说，“毕竟很多教师在成长过程中从未接受过性教育，成为教师后也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面对性教育，他们与学生一样，也是一个嗷嗷待哺的群体。”
北京市东直门中学心理健康中心教师陈萱做了多年健康教育工作，在她看来，如何保证性教育的课程内容与学生的需求相契合也是个问题。“此外，在讲授某些知识或者探讨某些问题时，有的学生接受不了，受到的冲击非常大。这种情况下，怎样让大多数学生身心愉悦，怎样面对学生的认知差异，怎样将课堂教学与课后个体心理辅导结合好，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难度不小。”陈萱说。
“我常常感到孤独。”某校承担性健康教育工作的校医说，“很多时候，我的工作没有课时费，不纳入绩效考核，难以进行教学评价。我觉得是自己的热心、良知和对孩子的爱在支撑着工作。”
对于教师们遭遇的难题，一些校长虽然能够理解，但对于进一步推动性教育的开展大多感到力不从心：“毕竟我们面临着应试与升学的压力。况且，实现性教育的科学性并非易事。如果性教育开展得不科学，会不会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家长会不会对学校有意见，这都是我们的顾虑。”所以一些校长不敢冒险。
问题是，家长不知怎样开口跟孩子谈论这个话题
这几乎是所有家长的困惑。
“家长是孩子认识的第一个男人和女人，是为孩子进行性教育的最佳人选。”邓军说。但是，我国家庭性教育状况不容乐观。
北京市原宣武区青春健康中心在一项针对学生的调查中发现，被调查者中只有2.8%的孩子认为父母能够在性知识方面提供有用的信息，更多的孩子认为家长在性教育方面无知、保守、粗暴……
在一次大学生与政府官员直面性健康的座谈会上，大学生的第一个问题提给了国家计生委的一位司长：“当您的孩子进入青春期时，您给孩子讲过性知识吗？”座谈会现场立刻活跃起来。司长犹豫了一下说：“我的孩子是男孩，没讲过，主要是难以启齿，但我家有很多书，孩子会通过看书获得知识。”
“连专业人士面对自己的孩子都不知如何开口，别说我们这些普通家长了。”一位家长感叹。
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认识到自己在性教育上能力有限的家长还是可贵的，有着错误甚至扭曲性教育观念的“可怕”家长并不占少数。
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温方告诉记者，一个男孩子打电话向他哭诉：第一次遗精被父亲发现后，父亲疾言厉色地质问他“你想了什么肮脏的事”，从此以后，他就觉得自己特别肮脏。身为男士，且做了多年青春期健康教育的温方遗憾之情溢于言表：“这位父亲应该拍拍孩子的肩膀说，儿子，恭喜你，你要成为一个男人了，你长大了。这会对孩子一生对性别的认知、对男性角色的把握，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他错过了多好的性教育机会啊！”
还有一个现象更能说明问题。
2010年11月，“北京市第三届中小学性教育交流暨课题成果展示会”的讨论现场，一个话题引发了与会教师的强烈共鸣——“你从哪里来”。
“从垃圾箱里捡来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从妈妈嘴里蹦出来的”，“就是那个大桥，桥底下抱来的”……上百名北京市中小学健康课教师叽叽喳喳地“晒”出从学生们那里听来的奇怪答案。一位老师不无沉重地讲述了这样的经历：一个成绩很好的女生课后找到她说“我再也不相信妈妈了，她一直告诉我，我是从她的胳肢窝里出来的。”多年来，这位女生对此一直深信不疑，直到在性健康教育课上听到老师的讲解，才知道原来不是那样的。她对母亲的信任刹时瓦解，而她的母亲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
会议的主办者张玫玫感叹：“性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缓解孩子的性好奇。性好奇是孩子的天性，若没有正确性知识的引导，孩子很可能会在性好奇的驱使下接触一些不良信息。”
北京市和平里第一小学参与课题的教师在调研中证实了以上判断。因为学校和家庭多半对性教育讳莫如深，小学生只能从消极的非正式渠道获取性信息，如街头小报、书刊、影碟、网络或者朋友那里，这使他们产生了一些不适当的性意识和性行为。
正如性学者李银河所说：“对青少年进行科学有效的性教育，需要经过一番较量：一方面要和淫秽出版物、黄色网站抢孩子，一方面要和成年人传统保守的性观念抗争。”
除了性知识难以启齿，更让家长感到头疼的是，“那么小的孩子，竟一对一对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杭州市教科所曾对杭州市5所中学1060名学生的性健康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9.24%的高中生承认“曾经恋爱”或者“正在恋爱”，8.3%的高中生“很想恋爱”，在有恋爱经历的学生中，“初恋”的具体百分比是小学11.73%、初中76.02%、高中12.25%。
面对这类问题时，家长往往不知所措。一位家长发现孩子“早恋”了，联合起班主任“誓死”将两人分开。结果，在叛逆心理的驱使下，两人索性越走越近，不仅离家出走、同居，还生下了一个孩子。邓军说，由于家长不恰当的干预导致“早恋”产生恶果的情况很多。
“难道一个孩子有了思慕的对象，心跳不止了，坐立不安了，就很丑陋吗？这是非常美好的情感，家长和老师应该推心置腹，帮助孩子作出选择。”闵乐夫说。
“况且，很多情况下，家长们眼中所谓的‘早恋’并非是真的恋爱。”张玫玫说，“一些初中生‘早恋’或者更小的孩子出现亲昵行为，往往只是一种眷恋，是对美好感觉和美好品质的向往，这是健康的，只要家长疏导得当，会变成一种正面的力量。但是现实中，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往往很慌张。”
张玫玫说，怎样与孩子相处，家长需要不断学习。
到底应该怎样开展科学的性教育
“首先要从观念上破冰。”闵乐夫说。
20年前，闵乐夫到一所重点中学作讲座，当学校领导在演讲单中看到“青春期性教育”这个题目时，立即对他说：“闵老师，你看，‘班主任基本功’、‘应考心理’、‘职业选择’这类题目多好，干吗讲性教育啊，我们学校的学生非常优秀，不要低估了我们的学生。”
闵乐夫说，值得庆幸，如今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不可否认的是，性教育在学校的开展仍然遭遇了重重阻力。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性教育的理解仍然不够透彻和全面。
“性教育，不只包括性知识的普及，性心理的调适，性道德的建立，以及人际交往的社会化适应，自我保护能力的养成，还包括审美的形成，引导学生做俊朗、阳光的男性，做优雅、有魅力的女性。这将对他们建立幸福家庭起到重要作用，是社会文明的体现。”闵乐夫这样解释性教育的内涵和意义。
“性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让你学会如何做健康、自信、快乐的男人和女人。”张玫玫说，“谁不需要这样的教育呢？”
张玫玫发现，无论是获得上级领导的支持，还是性教育教师对自身工作的认同，甚至是性教育的质量，往往都与说服者或操作者对性教育内涵及目的的理解呈现出“正相关”。
“还有一个需要阐释的问题是到底应该从何时开始进行性教育。”张玫玫给出的答案是零岁。“目前很多人认为性教育是学生应该接受的课程，因为他们的性器官发育了，性冲动产生了，为了控制和保健，应该接受性教育。但事实上，性教育要从人一出生就开始，在孩子开始发育之前，把基本知识的普及完成。所谓‘健康、自信和快乐的男人或女人’，要达到以下标准：健康——身体健康，功能正常，人格健全；自信——悦纳自己的生理性征，表现出适当的性别角色与魅力度；快乐——从做男人或女人和社会交往中得到快乐，并受到欢迎。显然，这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科学的性教育进行得越早，孩子受益越大。这样的性教育需要持续一生。”张玫玫说。
到了实际操作中，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怎样的性教育才是科学的。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性教育最大的难点。
在闵乐夫看来，科学的性教育应该是“适时、适当、适度”的。
“比如，幼儿阶段，要让孩子知晓并初步认同自己的性别；小学低年级阶段，也就是身体发育之前，要使用科学的名词，让孩子了解生殖器官及自我保护的方法；小学高年级时要告诉孩子，他们的身体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初中时要引导学生正确面对生理冲动、异性交往；高中阶段则可以进行价值观、爱情观的教育等。”张玫玫说。
“更具体地说，适时、适当和适度，还体现在细节的把握上。例如，避孕原理什么时候讲，避孕方法讲不讲，避孕套是否出现在课堂上；精子和卵子是怎样相遇的，说不说，什么时候说。这都需要科研的引导。”闵乐夫说。
“建立起科学、系统的性教育体系至关重要。”张玫玫说，“我国对适合中国特色的性教育没有很好的研究，性教育才会遭遇质疑，说服力差。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性教育体系，以及教育教学效果的评价机制，让决策者相信开展性教育是安全的、有益的、适应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需要的。这需要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共同努力，且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还要为教师搭建业务成长的平台。”张玫玫认为，性教育的复杂性要求教师不仅在背景知识和技能上占有优势，还要有自身人格的健全以及爱心、责任心。那些在学校里单兵作战的教师们渴望有交流的平台、业务学习的机会、职称晋级的希望。而一些教师反映的情况是，他们可以获得的此类机会并不多，一些学术研究成果之间也观点各异，让人无所适从，且一些研究成果对学校教育的实际操作指导性不强、意义不大。这使得促进教师教学实践平台的搭建显得格外迫切。
“要以学校平台为主，辐射到家庭。”闵乐夫强调，学校善于面的普及，家庭善于点的深入。家长有着亲情及长期洞察孩子成长过程的优势。学校要通过各种方式激活家庭这个重要的性教育元素，与家长形成合力。
进行性教育时，学校还要重视对社会资源的利用。闵乐夫指出，计生委、妇联、少年宫、关工委等各个领域的资源都可以为学校所用。
“当然，性教育慢慢走出边缘，包括学校日常工作中的渗透、课程设置、师资、评价标准等方面的完善和体系的建立，其前提是整个教育体制的逐渐变革。”张玫玫相信，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观念和意识的进步，以人为本理念的不断落实，教育对人拥有美好生活这一终极追求的回归，这个问题定会得以解决。
虽然深知这一天的到来尚需时日，但是与所有这项事业的推动者一样，张玫玫仍然期待这一天能尽早到来。毕竟，在性教育不甚完善甚至空白的状况下，孩子们的成长不会停滞，他们早已一茬又一茬地长大了，留下的缺撼会在日后的社会生活中显现，成为文明社会的不和谐之音。
链接 国外如何开展性教育
瑞典：作为世界上最早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国家之一，瑞典从1942年开始对7岁以上的儿童进行性教育。1966年，瑞典又尝试通过电视实施性教育，打破了家长难以启齿谈“性”的局面。
日本：文部省出版的小学第一册《卫生》课教科书封面就是妇女分娩的画面。在初、高中，日本每所学校都有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协助者协会”，负责向学生提供各种性咨询、性教育，并编写性教育指导手册。
美国：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开始向学生传授生育、两性差异、性道德等知识。初中阶段讲得更加深入。进入高中阶段讲婚姻、家庭、性魅力、同性恋等知识，并向学生发避孕套。
韩国：从2001年起，在小学、初中、高中实行每年10课时以上的义务“性教育”制。韩国的教育人力资源部帮助每个学校按类别配备担任性教育教师。
荷兰：儿童从6岁就开始接受性教育，父母则会在餐桌上与孩子讨论这方面的话题。尽管荷兰规定12岁以上的青少年可以合法地发生性行为，但在欧洲国家中，荷兰青少年未婚怀孕的比率是最低的。专家们认为，开展早期性教育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俞水）
2011--5--8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