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当你写这本回忆录的时候，你预期它会在中国出版吗？当时有没有预想过中国读者的反应？

C:在写书的时候，我还没想过它会出版。你也知道，在书的结尾，我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曾经跟我很亲密的小女儿变得非常叛逆，而我的妹妹也在这时候查出白血病。我想，这会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不是我做了5年，或者10年研究而写成的书，它只花了我几个月时间，是发自我内心的，很私人的书。

后来，当我把书寄给出版代理商的时候，想到过它可能有一天会在中国出版，如果中国人能读到，将会很有趣。我很好奇中国人会怎么看这本书，因为中国的育儿方式与西方完全相反。在美国，我显得非常不同寻常，我的一些行为被称作“虐待”，但我却对中式教育的方式很骄傲，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理解我。另外，我也想知道，中国人能否理解书中的趣味。我写书的语气，大多是半开玩笑半挖苦自己的。被翻译成中文后，可能有些意思发生变化。比如，露露会说“我恨你”“你是伏地魔”，但她说这些的时候，情绪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她是带着调侃的。

当然，我也觉得中国人，甚至韩国人，可以从这本书中有所借鉴。一方面，中式教育太过严苛，充满批判，另一方面，你也不可以太溺爱孩子。现在中国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育儿方式越来越接近西方，父母给孩子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并不好。

B：《虎妈战歌》中文版选择了一个比较温和的书名《我在美国做妈妈》。你比较喜欢哪个书名？被人叫做“虎妈”，你是什么感觉？

C：我不太喜欢《虎妈战歌》这个书名。它用了“战歌”(Battle Hymn)二字，而不是“行军”(War March)，这让我很难过。我也不喜欢被叫“虎妈”。在中文里，“虎妈”听起来更糟些。当时用“虎妈”作书名，是因为我生于虎年，老虎代表着积极向上，勇敢的爱，自信和严格。而我本人，就是一个非常严苛、过分自信的人。不过，我仍不太喜欢这个称呼，我的父亲也一直说：去跟所有人解释，虎妈不是代表严厉，而是中国生肖。

B：是你的女儿最先叫你“虎妈”的吗？

C：不是，是出版社取的。

B：你的大女儿索菲娅在《纽约邮报》上刊登了一封写给你的信，来回应这些日子西方人对你的批判和质疑。在信中，你的形象亲切温柔，比如周末你会跟女儿们到地下室玩数字游戏，全家6口(包括2只狗)挤在一张床上争论下载哪部电影。这跟书中剽悍严格的虎妈形象区别很大。为什么你没有把这些其乐融融的场景写进书中？

C：很有趣的是，我通过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来写这本书。你说得很对，我没能把很多温情的东西放进去。其实，还远不止这些，但我却没有写。我不想写感人的、以温情取胜的故事。

有时候，我觉得我教育孩子的方式，还不是那么东方。比如，我每天都会对孩子说：“我爱你”。但我也不清楚，我为什么没把生活中的温情片段放进书中。也许我是错的。写书的时候，我设定我只是其中一个角色，而我的女儿们是主角，这是一些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有趣故事。我觉得这本书是被人误读了。

B：前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指出：“拿A成绩的学生将来会成为学者、教授，而C成绩的人会成为慈善家。”我听到另一种说法，“A成绩的人毕业后为B成绩的人工作，而C成绩的人负责运营整个公司。”你觉得这些话有道理吗？你依旧觉得当今社会，拿全A成绩很重要吗？

C：是的，我依旧认为全A很重要。当时，萨默斯在说这话的时候，带着半开玩笑的口气。一个哈佛教授说出这种话，本身充满趣味性。我觉得成功的方式有很多种，当然，有些C成绩的学生会成为慈善家，但你需要看到更多C成绩的学生，他们可能很沮丧，失业在家，所以，并不是每一个C成绩的学生都是慈善家。

再举个例子，从小，我的父母对我管教严厉。在我刚上哈佛法学院时，我的确不太会提问题，也不会挑战别人。但是你不能说，我永远不会。我学得非常快。2年就毕业了，目前已出版了2本专著，这是其他人无法做到的。这也体现了中式教育的好处：你充满自信，而且学得快。

B：但美国出了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他们都大学未毕业。很多人认为，用中式教育，很难培养出类似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才？

C：中式教育也可以培养出这样的人，比如马友友。(注：马友友早年在茱莉亚音乐学院读了7年之后，虽然成绩名列前茅，但他却在尚未毕业之前便退学，后前往哈佛大学就读。)有时候辍学生能做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事，但更多的人会很不幸，所以说，不是每一个辍学生都能成为比尔·盖茨，马克和盖茨的出现，是极小几率的事。但我觉得中式教育更应宽松一些。我的学生中有一些来自中国和韩国，他们都是全班最用功的，我常对他们说：好的，放轻松，别太思前想后，试着多去表达自己。”

“没有规矩的孩子，不会有创造性”

B：中国家长已经意识到，中式教育存在着一个弊端，就是孩子的创新性不足。你是如何培养索菲娅和露露创新精神的？

C：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的丈夫是犹太人。犹太人是“问题专家”，具有刨根问底精神。他们总喜欢问“为什么？”比如我让露露练琴：“快去练，发挥出最佳水平。”我的丈夫就会问我“为什么？这样好吗？我不认同。”我认为，鼓励孩子问“为什么”是一件好事。另外，我的丈夫具有质疑精神。他告诫女儿，除非是亲眼所见，其他都需要怀疑。

我认为中式教育是分阶段性的，以前中国很穷，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安全，一定要用功死读书。现在，人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创新的技巧。比如读很多的书，中文书、西方的书、欧洲的书、美国的书、有趣的书。我喜欢的，是小众的、带点幽默的书。比如David Sedaris和.Dave Eggers的书，我不清楚中国人能否理解其幽默。

B:跟西方家庭相比，中国移民家庭似乎更重视家庭活动，而非社交活动。在书中，你写到10条“不允许”，其中一条是“不允许孩子参加同学聚会”，还有一条是“不允许孩子在外露宿”。布鲁克斯批评说：“对于14岁的女孩来说，连续练习一段音乐四个小时需要集中注意力，但这远不及在外过夜对其认识能力的要求那么高。”你如何回应？

C：我非常不同意布鲁克斯的说法。外出宿营很有趣，但老实说，我觉得那只是有趣而已。我曾破例送索菲娅参加在外面过夜的同学会，亲眼看到很多人聚在一起看电视、上网、给男孩写邮件、吃爆米花和冰激凌。那的确很有趣，但那完全培养不出创新精神。通过外出宿营和派对增加认知能力，是很愚蠢的主意。

再说，孩子长大以后，有的是机会参加派对。我进入大学之后，也成了派对迷，还因此上过电视。

B：“你有没有给女儿们办过派对，比如生日派对？

C：我很重视索菲娅和露露的每一个生日派对，用心准备蛋糕，邀请她们的朋友来家做客，我还会煮长寿面给女儿吃。

B：萨默斯指出“当今社会，需要规矩和稳定来完成的工作，可以越来越多由电脑来完成。创造性可能是一种更宝贵的财富，是教育者和父母应该强调的。”你觉得中国人注重的“纪律性”和西方人强调的“创新性”的培养，是否存在矛盾？

C：我认为这是人们的一个误读。大家总认为，两者不能兼而有之。西方人有时非常愚蠢，他们会说：“抛开规矩，你们去创造吧！”结果孩子整天对着电脑无所事事。我认为，没有纪律的孩子，不会有创造性。

我的父亲是个非常聪明的发明家，你可以用维基百科查查他的资料，有人甚至认为他可以拿诺贝尔奖。但是，一方面，他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常常工作到凌晨3点，另一方面，他酷爱旅行，他喜欢看生物学的书，喜欢音乐、艺术，这些都帮助他在数学上更好地创新。从前，中国孩子的学习领域是被限制的，我觉得现在是时候鼓励他们学习更多，比如作诗，比如爵士乐，阅读西方和非洲的书。

B：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华裔科学家、音乐家、艺术家？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计算，可谓人才辈出。但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始终处于种族边缘地带，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仍很少？在政治上始终是无足轻重的族群，缺少发言权？

C：我坚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华人获得诺贝尔奖。但要说培养更多的政治家，可能是由于政治体制不同，会有些困难。

“吃苦是成功的重要途径”

B：在中国，现在有一个词很红——“快乐教育”。你觉得孩子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将来的成功，哪个更重要？你是如何定义“成功”，你的女儿又是如何定义“成功”的？

C：我觉得这又犯了一个错误。这不是非一即二的问题。孩子需要压力。你觉得整天对着电视、电脑、玩Facebook的孩子开心吗？那不是“快乐”，只是“沉迷”。我觉得我的女儿很快乐。每天放学，她们回到美丽的房屋，开展音乐作业，创作诗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快乐的童年”，或者“将来的成功”，而是“孩子的未来是否快乐”。

我追求的是“快乐人生”。人的一生很漫长，家长的眼光不应仅仅局限在一个5岁或10岁的孩子是否幸福。当然，我也试图让孩子开心，如果“开心”和“成功”让我选择，我选“开心”。我相信充分学习达到卓越，就可以带来开心，因为你会自信，感到骄傲，产生快乐。我的女儿非常认同我的观点。

B:中国有句谚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是否听说过？你觉得这是否是中式教育的核心。

C：麻烦你再说一遍。。我没有听说过，不过我知道“吃苦”(蔡美儿用中文说了这两个字)。我觉得这不是成功的唯一方式，但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最重要的是，让孩子明白，再大的艰苦，也阻挡不了他们前进的脚步。

B：你在书的最后一章写道：“我决定采取一种混合的方式。孩子在18岁前，按照中国的方法为他们构筑自信，并认识走向卓越的价值，18岁后再采用西方的方式，让每一个个体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路。我想，这样可以两全其美。”你现在用哪种方式教育女儿？跟书中所写有什么不同？

C:我写这些，也是带着玩笑的，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按照孩子不同的个性，给出更多的选择。当孩子非常小的时候，中式教育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还不懂得如何做是正确的事。如果你给一个8岁的孩子选择：要跟朋友玩还是练小提琴？他肯定回答前者。但是当孩子到了十三四岁，如果他们真的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我们可以适当给予他们更多的选择。比如说我的大女儿很乖巧，我可以用很严厉的方式对待她。但我的小女儿很叛逆，我对她严，她比我更严。当她13岁时，我发现我们的关系出现危机。我尊重了她的选择：放弃小提琴，让她学习自己喜欢的网球。

B：我看了《时代》杂志的报道，你的职业道路并不一帆风顺。最初学医，后来又学经济，然后才在法学院安定下来。你是怎么找到自己最终的兴趣？

C：我很幸运有一对理解我的父母。一开始，我的父母对我很严格，要我当医生。但我后来违背了他们的意愿，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做什么决定，他们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鼓励我。我从他们身上学会自律、自信，我还明白“如果你真的对某事没兴趣，你无法把它做好。”

B：索菲娅今年秋天要上大学了。她是自己选择专业，还是听取你的意见？

C：她会先读一些综合类的课程，然后找到自己的方向。她会完全按照自己的选择，100%自主选择。她已经有好消息了。我还没有告诉别人，不过她已经知道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