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教育专项监督调研组在历时两个多月调研后提出，上海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择班问题仍突出，学生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不够公平。对于学生课业负担仍较重的问题，调研组建议，相关部门深化课程改革，降低过高的课程标准、学校则严格控制作业量和考试难度，同时抓紧研究和优化义务教育质量检测评价指标体系，规范社会力量办学，加强监督，防止其成为学生课业负担重的推手、成为素质教育的阻碍。(7月27日《东方早报》)

由人大组成专项监督调研组对教育发展情况进行调研并提出建议，这是积极履行人大质询、监督的责任，值得肯定。但调研组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所开出的药方，能不能起到切实的减负作用呢？

其实，近年来各地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时，所采取的办法，就是进行课程改革，减轻课程难度和考试难度，表面上看，这些做法，是可以减轻学生的负担的学生不用学得太难，也不用考得太难。今年浙江省高考一本录取批次控制线公布之后，针对一本线文科比去年上扬35分，理科比去年上扬43分，浙江教育部门就曾称，这是减轻学生负担的体现。

然而，这真减轻的学生的负担了吗？众所周知，高考并不是按照绝对的分数进行录取，不是今年的分数比去年高三四十分，就可以进比去年更好的学校，而是按照考生的名次先后进行录取，考试分数高了，但名次没提高，在高考志愿填报中，仍旧不可能报考往年录取分数貌似低但录取名次却较高的院校，因为考生只能按照名次定位学校。在这种情况下，高考分数起伏变化大，反而不利于考生填报志愿定位。

过去10多年来，我国各地政府教育部门，都试图通过高考科目的调整、课程难度的调整以及考试难度的调整来减轻学生负担，但事与愿违，学生的负担反而越来越重。问题的根源是，我国高考的录取制度没有变化，仍旧坚持按照学生的高考分数高低结合志愿进行录取。在这种录取制度下，哪怕高考科目只考一门，学生的负担也会十分沉重，而且考试焦虑会加剧，所有考生都必须追求考100分，担心一有闪失，就可能影响终身。在一次论坛上，有专家建议小学、初中实行5分制评分，让学生从分数中解放出来，建议的初衷当然很好，可是，在中高考录取制度的影响下，这一5分制评分，完全可演变为给学生的评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三四位，最终还是要把学生排出高低来。

政府教育部门却不愿意去直面这一根源，而是把问题推给社会培训机构和家长，认为是社会培训机构的不规范、逐利，助推了应试教育风气，再就是家长的盲目、不理性、面子思想，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如果学校课程难度降低，社会培训机构也不开班，那么，学生的负担不就减轻了么？如果家长都不送孩子去培训班，孩子的生活不就快乐起来了么？可问题是，当高考作为选拔人才的工具，影响到一个人未来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发展时，有多少家长可以对这一升学制度不闻不理？当高考要按单一的分数标准来选拔人才时，有多少学生家长会接受让孩子自由生长？不顾高考制度对学生成才观念、家长教育观念的影响，却以为只要课程难度降低、社会机构和家长配合，就营造出素质教育的环境，显然只是幻想。其结果是，学校内部的负担可能减轻了，学生的课外负担却大大增加，家长也不得不为孩子送孩子上培训班花费更多的费用。所以，每当教育部门要求学校减负，最高兴的就是社会培训机构了，前去报名的家长更加踊跃。

对于社会培训机构的治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是违规、越权的。作为社会机构，教育培训机构只要合法经营，没有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政府部门就不得违规干涉。那种以推进素质教育为名，查处社会培训机构举办的合法的培训班的行为，其实是转移视线，混淆责任。治理结果也可想而知。要推进素质教育，减轻学生的负担，政府部门应在该作为处作为。具体而言，包括两方面。

一是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缩小义务教育额阶段学校的办学质量、办学条件差距。这需要地方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并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如果义务教育大致均衡，“择校热”消除，我国各地存在的“幼升小”“小升初”问题就将得到根本治理，家长也就不必为应对“幼升小”“小升初”测试，让孩子早学、多学，上特长班、培训班。

二是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落实学校的自主招生，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我国中高考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教招考”一体化，考试成为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以及高等教育选拔人才的唯一通道。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考试由又社会机构举办，为基础教育教育和大学招生提供评价服务。只有在这样的教育、招生、考试体系中，中学的课程改革才会起到作用。

概而言之，减轻学生负担，一要政府履行责任，多投入；二要政府部门放权，放弃资源配置权(交给社区教育委员会决策)，以及放弃高考组织权、评价权、招生投档权。这显然是相关部门难以自觉做到的，因此，这必须由人大机构督促执行。这才是人大质询、监督的重点。